当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在两处遭到了事关生死的攻击：起先是在叙利亚，现在还包括伊拉克。虽然在经历了长达四年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援助后，伊朗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叙利亚内战，维持了阿萨德政权的生存，但是摇摇欲坠的伊拉克和潜在的逊尼派起义又给伊朗的精英们敲响了警钟。以现在的经济状况，伊朗并没有能力大规模介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因此极有可能延续1979年以来的军事介入模式。

1980年代的两次关键性军事经历塑造了伊朗的“幕后介入”模式。第一次经历是从1980年到1988年代两伊战争，这是和伊斯兰革命本身同等重要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型期。当时伊朗的传统军事力量尽管可以通过公开的地空战争将伊拉克军队拒之领土之外，但它不能在伊拉克境内进行破坏从而结束消耗战，这场僵持的战争最终造成几十万伤亡和数千亿美元的损失。

这场战争使伊朗深深体会到传统军事力量的局限，它受制于军工技术发展水平乃至国际权力的平衡。第二次经历是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尝试在中东地区建立抵抗组织，尤其以1980年代黎巴嫩的真主党为代表，后者的模式已经在其他地方被广泛应用。这次经历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伊朗的干涉模式，因为它已经获得了相对的军事成功和战略收益。

通过了解这些背景，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当前伊朗的军事干涉模式？

“幕后介入”策略

自1979年以来，伊朗一直钟爱“幕后介入”行动，它依靠小规模的精英特种部队和情报单位，收集关键信息，充当培训者和军事顾问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最著名的当属革命卫队的“圣城旅”。“圣城旅”不是前线作战单位，而是致力于提高本土部队作战能力的特别行动部队。

在1998年阿富汗马扎尔谢里夫伊朗领事馆13名外交官被塔利班杀害的事件中，伊朗也采用了“幕后介入”策略进行处理。根据可信的材料披露，当时伊朗当局的确认真考虑过派出大规模军事部队进入阿富汗与塔利班作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高级军事顾问，前革命卫队指挥官叶海亚·拉希姆萨法维少将曾回忆说：

“当时（1998年），我是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在48小时内在伊朗阿富汗边境部署了两个师。我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并请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准我们率领几个师开往赫拉特地区。赫拉特大概离我们边境130公里。我说，‘请批准我们，为了惩罚塔利班，向赫拉特进发，消灭他们再回国。’”

据说那次是哈梅内伊少有的否决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的案例，后者是负责伊朗外交和国家安全决策的主要机构。据拉希姆萨法维少将的回忆，哈梅内伊主要在两个方面表达了异议，“首先，塔利班并没有入侵我国领土，也没有潜入我国境内，如果伊朗进入阿富汗领土会遭致他国的反应。”这里，哈梅内伊似乎坚定地将入侵伊朗领土作为可能引发伊朗公开军事行动的红线。其次，哈梅内伊还认为，“现在有13个人殉难，你去寻求报复，”但是大规模调动部队只会造成更多死伤，因为“不只是你杀他们”。拉希姆萨法维提出另一个方案，“用大炮和迫击炮打击塔利班的边境前哨”，这被哈梅内伊立即接受。这是当时的权宜之计，之后伊朗又与阿富汗境内的北方联盟合作，支持他们打击塔利班。

伊朗的“幕后介入”传统在叙利亚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当本土作战部队已经几乎到达极限时，伊朗仍避免使用伊朗本国传统军事部队，而是部署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以及据称来自伊朗的什叶派哈扎拉难民去帮助阿萨德政府军作战。

选择本土武装伙伴，使用非传统战法

在对外军事干涉时，伊朗历来强调与本土武装合作。尽管可靠的公开信息依然很少，这些合作伙伴关系的基本模式都能在真主党身上看到缩影。

第一，伊朗通常会选择混乱国家中的边缘穆斯林群体作为合作伙伴。1982年以色列入侵后的黎巴嫩的什叶派群体正好符合条件，本身的脆弱性使它更乐于接受伊朗提供的金融、训练和武器援助。

第二，比起创立单纯的作战部队，伊朗更热衷于支持拥有社会基础的运动（一部分通过提供社会服务），使他们可以积极影响当地政治，以及在他们的国土范围内扮演打击对手的军事力量。真主党如今正是这样的运动，它在黎巴嫩南部类似国中之国，将伊朗的势力延伸到黎凡特地区。

第三，伊朗对本土武装的支持往往与非传统战法密不可分。这种战法类型起源于两伊战争中的迫切需求，因为当时伊朗的传统军事力量在战争过程中遭受了极大的损耗。从那时起，革命卫队就开始专攻非传统战法，向战争中的本土伙伴提供训练和武器。

事实上，伊朗往往无法像美国一样大规模地向战地盟友提供先进武器装备。但是伊朗能够大规模生产和使用小武器、轻武器和轻型陆上水上交通工具和无人机。利用这些方式，伊朗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为战地盟友建立起军事能力，以及有效地为敌军带来伤亡和瓦解他们的士气。真主党在以色列占领黎巴嫩时就使用了这种战法，以色列最后不是单纯地被传统军事力量打败，而是慑于真主党的破坏活动，无法实现战略目标而被迫撤出。

建立广泛的非教派联盟

在军事介入时，伊朗尝试将建立广泛的非教派联盟，即避免在行动和话语上公开显示出教派性，以将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和削弱对手。在黎巴嫩，真主党经常在“反犹太复国主义”地旗帜下，与基督徒以及其他宗派群体合作；在阿富汗，北方联盟在“反塔利班”的旗帜下囊括了逊尼派塔吉克人、什叶派哈扎拉人；在叙利亚，在“反恐怖主义”的旗帜下，世俗的复兴党政权将阿拉维派、什叶派、基督徒和逊尼派精英都团结起来。

一方面，伊朗更希望自己被看作是伊斯兰大国而不是什叶派大国，因此它在干涉其他国家时尽量避免公开的教派主义。但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不断增长的教派主义正使逊尼派大众站在了伊朗的对立面，这使伊朗面临着宗教声望和国家利益之间的抉择。另一方面，正如哈梅内伊在1998年对拉希姆萨法维的回复，伊朗充分认识到公开张扬的军事占领会有损它作为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声望，其只会造成民意支持的暂时高涨，然而最终会毁掉整个干涉行动。

结论

2014年6月，“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的推进直接逼近两伊边界，伊朗被迫加大对伊拉克局势的“幕后”介入。在历史上，伊拉克一直都是伊朗周边的重要地区国家。20世纪的两伊战争长期影响着伊朗人对伊拉克的警惕态度，大批前萨达姆政权复兴党成员加入“伊斯兰国”无疑刺激到了伊朗的敏感神经。

伊拉克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话语和战略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伊拉克拥有全世界仅次于伊朗的第二大什叶派人口，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位于伊拉克境内，分别是首任伊玛目阿里和第二位伊玛目侯赛因的圣墓所在。通过经济援助和宗教联系，伊朗在伊拉克的什叶派信众中构建起了广泛的亲伊朗社群。因此，伊朗无法容忍“伊斯兰国”在其西部边境线上重现建立起一个敌视伊朗的阿拉伯逊尼派哈里发国家。如今，伊朗毫不避讳地宣称，伊拉克的安全和完整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关切。外交部长扎里夫在2014年8月访问伊拉克期间称，伊朗视伊拉克的安全为本国安全。

伊朗当前伊拉克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在抵挡“伊斯兰国”势力的同时维护伊拉克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伊朗认为，伊拉克若分裂为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三个教派国家，将威胁地区稳定。若如此，首先，伊拉克将不再是以什叶派为主导的亲伊朗国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遭到削弱；其次，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独立将增强伊朗、叙利亚和土耳其三国库尔德地区的独立倾向；最后，一个独立的逊尼派国家极可能与沙特结盟，成为前伊拉克复兴党成员的庇护所。

伊朗的主要介入方式是向伊拉克政府和地方武装派遣安全顾问以提供情报参谋。2014年6月，曾在叙利亚帮助政府军击退叛军的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im Suleimani)被派往伊拉克，一同前往的还有100名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成员，他计划在伊拉克成立类似叙利亚国防军一样的志愿军事力量，以协助脆弱和士气低落的伊拉克军队抗击“伊斯兰国”。

此外，伊朗还向伊拉克政府提供了大量装备和物资，包括燕子(Ababil)无人侦察机、火箭、重型机枪和多管火箭发射器。虽然伊朗尚未派遣大量士兵进驻伊拉克，但目前最多有10个师的伊朗军队和“圣城军”在两伊边境集结，他们已经做好准备，一旦伊拉克首都陷入困境，或萨马拉等城市的什叶派圣殿面临严重威胁，他们就会为伊拉克提供援助。

在防守战略上，伊朗的重点关切是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和纳杰夫，以及战略要地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埃尔比勒，其中任一城市的陷落都可能触发伊朗的直接和强力的军事介入。在保障以上城市安全的前提下，伊朗延续了一贯的“幕后介入”策略，即向足以抵抗“伊斯兰国”的战斗组织提供后勤和军事援助，而将自身在战场的存在降到最低。在危机开始初期，伊朗官方就一直否认本国部队和军事人员在伊拉克境内的存在。伊朗的直接军事介入可能导致伊拉克人的民族情绪反弹，激起宗派分裂浪潮。

同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推进使伊朗陷入了两难境地，由于长期遭受经济制裁，伊朗无法承受长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维持大规模援助的状态。与叙利亚阿萨德政府的结盟关系是伊朗发挥地区影响力的象征。叙内战爆发以来，伊朗向阿萨德政府施以经济、物资、装备援助，甚至公开承认革命卫队“圣城军”在叙利亚为政府军提供军事参谋。

在“幕后介入”策略无法完全达到保护叙利亚政权的战略目的时，伊朗依然没有选择派出大规模军事力量，而是转而向俄罗斯寻求帮助。有消息称，今年7月，伊朗革命卫队苏莱曼尼少将曾在莫斯科与俄罗斯领导人会面，讨论了两国共同军事援助阿萨德政权渡过内战的计划。

苏莱曼尼反映了反政府军在叙利亚的推进情况，强调阿萨德政权已经受到实质性的威胁。因此，俄罗斯和伊朗从7月会议后就开始策划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经过周密计划后，俄罗斯空军于上月30日开始的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IS)目标展开空袭。与此同时，数百名伊朗特种部队也于近期前往叙利亚，3000名伊朗支持的真主党部队和叙利亚政府军一起准备收复被叛军占领的土地。

短期来看，伊朗依然会坚持以协助本土盟友武装为主的“幕后介入”策略，其大规模军事介入的底线仍是敌对武装对本国国土的侵犯。但是如果叙利亚或者伊拉克危机持续恶化，国际联军打击“伊斯兰国”行动失败，伊朗将成为唯一可能派遣地面部队的地区力量。这是伊朗面临的最坏选择，军事介入无疑将其拖入持久作战的泥潭。

参考文献

Farzan Sab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ran Style, 30th June 2014.

Dina Esfandiary, Ariane Tabatabai, Iran’s ISIS policy, Chatham House, 15th Januar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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