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智囊刘鹤日前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其研究风格接近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学派，而习近平日前也强调要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都标志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思维已出现重大转向。和讯网在本篇文章中为读者阐述中国语境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内涵与特点。

11月10日，两则消息引起注意：一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奖典礼于8日在杭州举行，专门提到了刘鹤在2012年发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了论文奖（孙冶方奖是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李克强、周小川、吴敬琏、厉以宁、楼继伟、陈锡文、林毅夫等都曾获奖）；再就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于10号上午召开，习近平的讲话中有这样一句：“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刘鹤素有“首席经济智囊”、“中南海经济智囊”之称，其一言一行常被解读为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他曾经被称之为“改革派和实用主义者”，而从学理角度来观察，刘鹤被认为是更接近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而此次中财小组会议的有关“供给”的强调，无疑是出自于作为该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刘鹤之手。

何谓“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在本届政府换届前后，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学者、政府官员和金融高管举起新供给主义的大旗，希冀新一届政府的宏观政策从需求式管理适当转向供给侧调控，“解除供给抑制”是这一学派开出的药方。他们认为，上世纪八十年美国里根和中国邓小平政府的经济政策异曲同工，两者都是从激发产品提供的供给侧入手，美国避免了滞涨，中国则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此一学派的具体政策包括减税、打破垄断、减少管制、产权多元化、市场自由化、公平分配、加快城镇化等。

而新一届政府换届后的诸多政策，也恰恰同供给学派的主张有很多重合之处，李克强总理在谈到当前经济发展问题时曾指出，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实现预期目标的空间已经不大。而取消或下放审批权、机构改革、营改增激发企业活力、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新政恰恰是新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故而有观点认为，克强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供给学派色彩。

刘鹤强调的“供给”

刘鹤虽然并非是“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但是他的学理方向无疑更接近于“新供给主义经济学”。早在十七大时期，刘鹤就已经提出了自己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认识：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主要包括三个内涵，第一要转变总需求结构，要从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增长；第二是转变供给结构，从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增长，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特别是服务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转变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转向依靠知识、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层面，如果消费不扩大，民生不改善，社会建设不跟进，整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不能落实。同时，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而对于金融危机的后续处理，刘鹤认为，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市场相对低迷，去杠杆化的过程还在深化，消费者的支出行为更为审慎，资源环境的约束强化，传统的商业扩张模式已经难以具有生命力。他认为现在特别需要提倡创新商业模式，而创新商业模式的关键是在理解消费者潜在的需求，理解生产要素和供给条件变化，理解全球经济支撑新环境的基础之上，通过创新新的供给方式启动需求。

新供给主义的中国逻辑

最后我们来看看新供给主义经济学家们的主张，相信很多小伙伴会感觉似曾相识。（来源：优品财富、今日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