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所有的“中国特色”词语一样，尽管衍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供给学派，仅仅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理念，而并无系统的理论学术体系，但并不妨碍这一次，借供给主义为“中国模式”黄袍加身，不但夯实了供给主义的错乱和迷误，而且还从旁边解构了供给主义即“供给侧”概念的发明。

在弄清楚什么是“供给侧”之前，我们需要略微了解下什么是供给主义或供给学派，即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见百度百科“供给学派”）。而“供给侧”是什么，按照目前靠谱的解释即为目前供给是过剩的，而且这种过剩不是需求不足引起的，而是供给不能满足有效的市场需求。因此，就要供给“侧”改革即淘汰落后的产能，大力发展“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等等等等。换言之，就是以前供给错了或者供给的不好，现在要重新供给了。因此，一系列的所谓供给结构等等，就将成为之后的热词。

中式市场经济需要“摇滚精神”

“供给侧”的前提，是首先确认了中国一直在坚持供给主义主张，中国模式之政策驱动市场化改革本身，即是自上而下的供给行为。在经济政策咨询领域，直到2000年左右，以吴敬琏为代表仍然还在不停地鼓吹向供给派倾斜。简而言之，中国之近三十年改革，无时不在进行供给侧“改革”，即一旦发现“供给”的不好或者负面过大，即迅速调整“供给”方式，包括“供给”内容，此即为供给的“侧面”。

事实上，所谓供给、需求等等，除了名词和概念之外，别的内涵或决策理论谱系，与“正宗”的供给主义或凯恩斯主义哪儿都不挨哪儿。中国的经济工作者们，如此偷换概念，以混淆或误导决策者，引入一连串似是而非的、自己都一知半解的西方教科书的迷误、甚至谬误泥沼中。

与中国经济学界奉西方经济学为圭臬不同的是，西方经济学巨擘一直在不停地反思经济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过失和缺欠，本身具足清醒和理智精神。

诺奖得主、百岁老人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提出一个有趣的词：中式市场经济。“……然而这并不意味我们对现行的中式市场经济无条件的捧场，它仍有太多的缺陷和不足。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抵制我们自身排斥异己的人类本性。开放的社会因多元化和包容性而繁荣发展。自我强加的制度划一和组织僵化曾经将看似强大、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列车陷入泥潭。如果我们能从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学到经验的话，那就是应该鼓励和颂扬多元化，而不是警惕和怀疑它。”

而另一诺奖得主、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更加直截了当，直指“科学”之荒谬，在著名的“知识的僭妄”里，“就科学一词的真正含义而言”，这种态度“没有任何科学性可言”，“因为它将一个领域中形成的思维习惯，不加批判地、死板地运用于其他不同的领域。”。相比其在中国的被其“科学”奴役的追随者们，以“标签党”迷惑或制造之“侧”论，不仅仅是知识的僭妄，而是灵魂的虚妄。

与忙于制造各类“标签”而言，中国需要的是清醒、理智的辨析，并给予“中式市场经济”意旨的结论，即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摇滚精神”，对已经陷于理论或学术贫困的中国经济决策现实，予以反省、拒绝、本土意识 ,提出新主张。而不是正当经济理论界的“郭沫若”。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一直在“供给侧改革”

从已经形成的“供给侧”解释而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一直都走在供给“侧”改革的路上。中国从来没有什么供给主义或者凯恩斯主义，不信？就照本宣科地套套看——或许供给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鼻祖到中国来，如果听到中国的专家们，对其理论的解释或结构，不是瞠目结舌、就是目瞪口呆。

中国之“供给”传统，自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里，阐明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开始，一直延续到1949年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切“供给”与所谓供给学派毫无瓜葛。而在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所有的改革取向，基本是沿着发展经济、有效保障供给的隐性思维逻辑，与市场需求或者市场化的供给亦无关联。

但是，与计划经济体制之完整的供给与需求闭环体制相比，改革开放政策的最大“怪物”即自由市场的出现。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所有的需求都被供给垄断，所以并无真正的市场即需求形态。而改革开放政策，等于肢解了计划经济体制，一半仍然是保障供给的思维模式；一半则是供给左右不了的市场需求。

此亦为中国近三十余年来，全部的经济矛盾关系的始作俑者，至于别的什么解释，皆是为维护“保障供给”而强词夺理。

因此，判断中国改革现实风险的严峻程度，即一直被忽略的需求（市场）是真的把供给（计划）打疼了。但没想到这一现实风险的敞囗，正是供给与需求配置失灵所致。从某种程度上，直到今天，所谓的供给派们、包括以市场经济鼓吹者自居者，并没有或者无从真正理解或尊重过市场或市场经济体制。他们所努力的，仍然是如何在维护“保障供给”即行政计划权能的前提下，左右或主宰市场的形状。

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三十余年的全部历史之缘起。

中国“侧”究竟在何处

发展现实及事实证明，被“供给”及计划思维主导下的中国市场经济演变，成为政策驱动市场化这一“中国模式”的内核。而每次供给“侧”的改革，始于“供给”之计划强力，终于被供给搞乱之“侧”的不得不改革——此已成为中国改革的恶性循环。

在这一循环过程，所谓向供给派倾斜，则是投机于一方面维护“供给”或计划权能或权威，另一方面改善或调整市场需求之“侧”。换言之，所有的需求侧，皆由供给侧造成，或者说，供给侧即需求侧。今日之需求（市场）恶劣地步，无一不的拜供给“倾斜”所有赐，所谓制度供给的结果，就是需求（市场）反复为供给（计划）的任性买单。每次供给（计划）把需求（市场）搞乱、不可收拾后， 又变个花样通过供给（计划）把需求（市场）搞到摸着石头过河状态。

与此同时，需求（市场）一次次地教训供给（计划）, 但供给（计划）就是不知道如何尊重需求（市场）。被需求倒逼下的供给主张, 是计划模式的策略性或防御性退却，因为从思维逻辑论，供给即计划；从改革行为逻辑论，即是三十余年所有改革，皆为供给侧改革。因此，所谓供给侧改革，不是改变供给（计划）本身, 而是为了怎么更有效的保障供给、或更方便于“计划” 市场。

“供给”如此不长记性，反复有“侧”，此则为调整而非改革。从这次“供给侧”而言，仍然没有反思或改革供给本身，而将所有认为不好的、错的，都装到一个叫“侧”的筐里，仍然坚持“供给”没错、错在“侧”。

那么，中国“侧”究竟在何处？在于供给即计划思维本身，这才是侧中之“侧”。在于前些年所谓的凯恩斯主义亦并不存在。因为，刺激需求本身，即是供给即政策驱动所致。

中国只有“市场侧”

如何破局于供给必“侧”、侧必“供给”（政策驱动改革）这一“供给圆周率”，需要从源头上溯梳理，还市场之平等位置，即供给与需求之任何一方不能缺位。在一个只知道供给、而无视或蔑视于需求的体制作用下，中国之供给侧改革，只能延缓或加剧改革本身内生矛盾，而与实际问题于事无补。假如将供给侧改革，视之为政府向自己开刀，仍然属于精兵简政范畴，因为没有找到什么样的行政治理模式，才有利于市场化或社会进步。

很显然，在供给侧改革尚未被觍颜于行政权能的专家解读完整时，李克强总理已经提出供给侧需求侧两端发力。这多少已经意识到“供给圆周率”的困境，供给侧改革只是一厢情愿，而市场或需求侧能否激活，与单纯的供给侧改革关系不大。因为长期形成的计划驱动型惯性思维，所谓市场仅仅置于被奴役或计划状态，政府并不熟悉什么样的行政治理，才是市场或有利于市场发展的“供给”。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仅仅是守夜人，很显然，中国特色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不知道、不会、也不甘心仅做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政府（供给）一贯觉得自己比市场聪明，所以如果放弃或削弱自己的权威，就等于承认自己无能。这是政府无论如何也受不了的尴尬局面：因为政府无能，意味着政策（供给）的权威性得不到保证。

对于已经进行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历史的中国而言，其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等于一个不堪接受的现实。但从历次改革始终辨析，假如懂得市场或尊重市场经济，就不会出现国有经济垄断社会价值资源，直到现在成为改革死局；假如理解和知道市场经济核心规律，就不会出现寡头经济，而自己任何寡头行为，必然会伤害市场的公平性或主体平等竞争的损伤；假如知道怎么发挥市场经济本身所擅长，就不会惯用政策在市场行为里搅局或每每画虎不成反类犬。

当然，也不会有如现在之屡屡的供给侧改革。

中国“侧”改革还要走多远

在不能确认供给侧改革，实际上仍是想尽一切办法“计划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的“侧”改革仍然任重道远。

因此，中国最需要改革的起码是“政策侧”改革，即反思和评估政策驱动市场化这一“中国模式”本身的先天性缺陷，进行政策风险评估，然后甄别行政极权行为对市场的利害关系。

在中国业已形式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阶段，只有夯实已有基础，特别是对既定现实的再一次全新的拨乱反正，方能回归改革本源。从某种意义上，此已成为不得不选择的解围路径。

假如对中国现实及未来发展，做一路径选择模式的评估，应由“正”改革、“侧”改革、激进式改革三种。

本文仅阐述了“正面”改革的必要性，而将“侧”面改革视之为保守性改革、激进性改革另文专述。

这一切，皆假设于“正”面改革是根本性的路径改革这一前提。不过，很显然中国正在选择保守疗法，去根治长达三十余年、甚至更长时期，所积累下的问题和根本性矛盾。同时，仍然陷于供给与需求两者之间对立思维。事实不然，供给与需求，在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从来不是对立矛盾关系。供给即需求、需求即供给，这一点至关重要、但未必有多少人理解其中的要义。

（作者为国际非理性经济制度理论学会[IIESTI]会长、CCVI中国价值指数首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