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国际秩序的变迁和国内秩序的变迁道理是一样的，即既得利益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对既得利益产生足够压力的时候，旧的秩序才会发生变化。中国可以和这些中等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信心，继而对其产生压力。在面临足够大压力的时候，美国才会转变。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

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一直在影响和主导着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什么叫“国际秩序”？什么叫“区域秩序”？“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美国说了算，其他国家只能跟着美国走。一旦美国认为其他国家偏离了其所定义的国际或者区域秩序，美国就会以为这些国家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如果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就会加以施压或者打压。

在国际责任方面也是这样。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也在竭力承担自己所定义的国际责任，但美国不以为然。如果其他国家所认同的国际责任和美国所定义的不一致，就会遭致美国的压力。对美国来说，其他国家承担国际责任，就是向美国负责。

实际上，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也一直延伸到其他国家的内部秩序。西方是近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发源地，从原理上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在实践层面则相反，西方的主权国家有强大的动力，去“同化”其他建立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上的“主权国家”。

美国要把其所认知的“人权”和“自由”秩序延伸到其他国家，并且美国也非常随意地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去界定其他国家的性质，民主、专制或者其他的。对美国不认同的内部秩序，美国会想方设法去改变甚至推翻它。多年来，美国各种政治势力在其他国家推动各种“颜色革命”，其目标就是要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权。

美国掌握了定义权，也就是说，不管在这些方面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总能向其人民或者国际社会证明其合法合理性。国际秩序的定义权是美国外交软力量的核心部分。无疑，定义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涵，这种道德意涵证明着美国的行为，甚至是战争的“正义”性质。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情况不可避免。近代以来，西方塑造国际秩序，其话语权也很自然占据主导地位。基辛格博士著《国际秩序》（World Order）一书，有三点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值得注意。

第一，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秩序，而是多个秩序共存的，无论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秩序，还是帝国，或者后来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秩序。

第二，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国际秩序观。因此，一个文明崛起而占据主导地位了，其国际秩序观必然影响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

第三，自近代以来，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不过，尽管西方主导世界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秩序是唯一的秩序。各个区域都在出现不同形式的区域秩序，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非西方世界“自愿”接受界定

西方国际秩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主要出于几个因素。

第一，出于利益因素，即接受西方定义的国际秩序或者处于这个秩序之下能获得很多利益。

第二，即使不满意这个秩序，但既没有力量挑战这个秩序，也没有力量建设自己所认同的秩序。

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战，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前苏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没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定义的国际秩序，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二战之后，很多国家独立了，但只是领土的独立，各方面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和思维是被西方“殖民”的。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迅速崛起，开始对区域甚至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可能简单地把美国主导世界的逻辑置于中国之上。

但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必然要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重塑现存国际秩序。不过，在这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是要处理自己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和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而言，有几个方面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第一，中国的崛起是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的崛起。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把自身融入到现存国际体系内，并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很大的利益。第二，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重塑这个秩序。第三，中国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倡议或者建设新的区域秩序。

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尽管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举足轻重，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空间，但现存秩序（作为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提供。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的权限，就因为美国国内因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从增进自身的利益（可持续的发展），还是从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的角度，中国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去倡议和构建区域秩序，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又被美国定义为要取代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往往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

面临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被动的回应阶段已经过去，因为经验表明，被动的回应做得最好，也已经远远不够。要在互动回应，中国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国要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内部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现存国际秩序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的平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追求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善。

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

第二，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这个话语要说清楚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新的区域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具有了这方面的能力，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多的区域责任来谋求区域的共同发展等等。不过，中国必须向外界（美国）表明，这种所构建的新区域秩序，并不是要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补充。

实际的情形也如此，中国所建设的AIIB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和亚行，而是承担诸多世界银行和亚行不能承担的责任。即使从长远来看，中国所建设的区域秩序具有了国际影响力，中国也无意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另一个选择。中国是通过开放的方式（也即开放的区域主义）来建设区域秩序的，这个条件本身就使得区域秩序表现为开放性、参与性和国际性。

如果能够从话语层面，把这些说清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少一些。不过，话语与其说针对美国，还不如说是针对其他国家。中国现在所面对的美国，尽管处于相对衰落状态，但很难调整其意识形态，要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中国尽管没有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美国视为是在挑战美国。这么多年来，尽管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两国的政治信任程度仍然很低。这和美国恐惧中国的心理紧密相关。因此，中国如果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管控好美国复杂的心理非常重要。

第三，在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要和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过，如果从正面做受到美国的抵触，便要迂回进行。

从AIIB的创始和发展来看，中国是可以通过开放的方法，来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径。AIIB之初，就遭到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强烈抵制，但在英国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从而也促成了美日转变态度，至少没有那么反对了，并且包括世界银行和亚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也转变而持合作态度。

就是说，中国可以从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国家入手，来促成美国的转变。今天，这些中等国家有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它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国际野心，另一方面因为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菲律宾等），中国和美国利益的冲突是显见的。第二，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很大的国际野心，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年里，外交事务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重要事务。第三，这些国家今天关切最多的还是国内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第四，这些国家尽管有时也讲“人权”之类，但这是虚的一面，实的一面是国际经济活动。第五，这些国家都不会放弃中国的巨大市场，都希望和中国深化经济关系。所有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和这些国家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

国际秩序的变迁和国内秩序的变迁道理是一样的，即既得利益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对既得利益产生足够压力的时候，旧的秩序才会发生变化。中国可以和这些中等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信心，继而对其产生压力。在面临足够大压力的时候，美国才会转变。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文章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