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官方数据，还是民间估算，都充分表明当下中国房地产库存量是极其大的，并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对始于1998年的中国第一轮房改而言，特别对2003年以来正式确立的“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霸道地位来讲，是不能接受的。同时，对分外迷恋和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的官方来说，也是心惊肉跳的。

然而另一方面，亿万普通干部群众却由于房价太高，所以无法或难以现实其基本的“住有所居”之中国梦。即使已经拥有自住房的不少人，也基本都是度日如年的“房奴”。

从一定意义来讲，这就像昔日地主富得流油、吃得肥头大耳，而农民却家徒四壁、饿得皮包骨头一样。

面对此尖锐的现实矛盾，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5年12月10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罕见地明示道，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

201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明令，“要化解房地产库存，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诚然，在其前后，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委等方面，都在“千方百计地消化库存”，甚至一再突破某些政策“红线”——有意无意地助涨房价，但是，房地产库存量依然节节攀升，而亿万普通干部群众还是望“房”兴叹。

实际上，财政补贴购房也罢，松绑住房公积金贷款也罢，还是其它的救市方式也罢，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解决有关矛盾或问题，而且还会带来更多、更大、更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这些，不少人都非常清楚。譬如，仅最近两年来，笔者罗竖一就撰写并发表过诸如《楼市“去库存”的最佳方式是一降再降房价》、《“以价换量”是中国楼市去库存的正道》、《降低房价是去商品房库存的多赢方式》《中国“去库存”切不可抬升房价》、《中国楼市“去库存”切莫抱薪救火》之类的时评文章。

然而，一定层面的某些官方，却一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成天在那里一意孤行而有意无意地维系高房价———危害普通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

不过，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终于旗帜鲜明地指令道，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

显而易见，这一中央层面的共识，跟2011年11月6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讲的“中国下调房价是国家坚定的政策”，其实是一脉相承、遥相呼应的。其都是对亿万羲黄子孙，以及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高度负责。同时，也都是尽可能满足亿万中国普通干部群众的合理诉求。

众所周知，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指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家喻户晓，2011年、201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连续强调“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然而，有关房地产调控、保障性住房的字眼，在2013年、2014年连续两年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后公报中。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房价”，2015年也没提。

可是， 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提到房地产、房价等，而且用了322个字的单独段落的篇幅。显而易见，中央层面此次对房地产、房价等的表态，是何其谨慎、何其认真，其是具有非同寻常之意义的。

另外，跟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意“交叉”召开——时隔37年后重启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强调道，推进城镇化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研究，统筹推进土地、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

妇孺皆知，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管是官方层面，还是民间层面，普遍对农民等非户籍人口“去库存”给予了厚望。

譬如，2015年12月22日，在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批示指示要求的“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就明示，2016年将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就包括制定实施1亿非城镇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

事实正像1998年中国房改课题组组长、曾任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万里秘书孟晓苏所讲，中央提出“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意味着新一轮房改启动。满足农民工变成新市民进城居住的住房制度改革，这是比1998年城镇房改更加意义深远的重大改革。

但是，纵观有关新闻报道，至今鲜有地方积极地落实 “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之中央指令，甚至连一些花样文章或作秀场面都难以见到。即使身为中国最大的专业住宅开发企业万科——号称“最受客户、最受投资者、最受员工、最受合作伙伴欢迎，最受社会尊重的企业”，目前主要忙于股权之争，而其董事会主席——曾任朱镕基房地产顾问的王石，以及总裁郁亮等管理层，也把主要的精力和时间用于跟宝能系的利益争夺战上。至于“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似乎跟其根本毫无关系。

其实很多明眼人都知道，如果上述中央政令不畅，那么，无论是中国楼市“去库存”，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等会议的有关精神，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空中楼阁、水中月、镜中花。

不可否认，有关层面力推的财政补贴购房等救市措施，在短期、局部范围内，确实能起到一定的“去库存”作用，但其金融风险等也是不可小觑的，而中央确立的2016年的经济工作任务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比如，有的地方现在居然能对一个购房者财政补贴到数十万元人民币——本质上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拆西墙补东墙”——助涨高房价——危害民生。这样的做法，如果说不会出现金融风险等，那真是活见鬼了。

当然，正如著名经济学者马光远所讲，要让成为新市民的农民工变成买房的主力人群，必须在户籍制度、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上着力改进。农民工只有在一个城市里有就业、子女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能够跟上，买房对他们才有意义。

除此以外，还值得世人注意的是，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其能否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等会议的有关精神，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当下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期，亦需要更加谨慎地为之。

综上所述，笔者罗竖一认为，降房价“去库存”当成各方共识，而且该尽快地一一落到实处。否则，于国于民都是害处多多，而且是后患无穷。（文/罗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