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一期《经济学人·全球商业评论》的主题之一是“反思资本主义”。依赖互联网与高科技起家的新贵们，暴得大富，是应如扎克伯格般“千金散尽”，还是如扎哈里亚那样不爱金钱？前者的慈善是否能为这个贫富不均的社会带来些许抚慰，后者的理想主义又会有多大的存在空间？归根结底是好的资本主义与坏的资本主义之争。只是，富贵如苹果这样坐拥千亿现金的科技企业，能否代表创新与颠覆？普罗大众更关心创新与颠覆，还是平等与公平？ 一、存在不同于“赚钱”的激励与驱动力么？

　　在许多互联网创业者年纪轻轻就成为亿万富翁的时代，30岁的罗马尼亚裔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马泰·扎哈里亚（Matei Zaharia）可谓异数。他被视为他这一代人当中最才华横溢的技术怪才之一；他开发了激动人心的数据处理新技术Spark；他是前景颇佳的创业公司Databricks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并没有兴趣赚大钱。

　　扎哈里亚花了两年时间帮助Databricks起步后，最近减少了对公司事务的参与，反而选择到麻省理工学院去做一名教授。他的解释：

　　“我喜欢从事长期、有风险的项目，你可以在大学里干这样的事，但在创业公司不行。”

　　扎哈里亚创建的Databricks是这样一类公司的代表：它们大受欢迎，因为真正能给企业带来“进步”，但是却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和从前的软件公司不同，它们不会靠售卖软件拷贝赚钱。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软件都是“开源”的，也就是说软件的创造者公开发布源代码，让任何人都能使用它。像扎哈里亚这样的创业者，坚持利他的理想主义。他们相信，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地合作开发一个产品，那么这个产品及其针对的市场都会发展得更快。

　　只是，在当下的商业时代，会给被“利他主义”激励的理想者留下多少存在的空间？

　　二、扎克伯格式的慈善能抚平贫富不均么？

　　Facebook的创始人扎克伯格宣布捐赠99%财富，引起各方点赞。论者认为，扎克伯格选择走盖茨与巴菲特倡导的慈善之路，标志着“新镀金时代”的大亨开始肩负起重要的社会责任。不过这笔捐赠以及其他类似的举动仍然引出了两个棘手的问题。

　　首先，如此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是如何积累起来的？其次，巨额捐赠恰恰印证了日益增长的财富分配不均，慈善能抚慰这种刺痛吗？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扎克伯格巨额财富的积累，不仅依赖经济上有利可图的创新，也通过利用市场支配力牟利获得。

　　高科技时代的“网络效应”所带来的行业“支配力”，堪比垄断。例如随着用户基数的增长，社交网络对潜在用户变得越来越有价值。Facebook的技术和战略只需要比处于第二位的社交网络平台好一点点，就把自己推上了如今的市场主导地位。

　　再谈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即使扎克伯格只计划保留其所持股份的1%，这部分 资产仍价值4.5亿美元，相当于普通大学毕业生终生收入的400倍。

　　2016年全球1%的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很可能超过其他所有人财富的总和。

　　不断拉大的财富不均很可能会令广大民众对市场导向的自由主义政府的公平性丧失信心。

　　三、坐拥千亿美金的企业能代表“优良资本主义”么？

　　在西方被进行深入反思的是坏的资本主义，即大型企业财团控制的资本主义。批评者认为，大公司的行为像寻租的垄断企业，其高管通过游说政客来获得特别优惠和税收减免。无论公司成败，老板阶层都用丰厚的薪水犒劳自己。他们认为，解决“恶劣资本主义”的问题的最好途径是发扬“优良资本主义”的优点——竞争和创新。

　　问题在于，以互联网高科技为代表的“优良资本主义”，并不能带来传统制造业所能成就的大规模就业。它们在颠覆商业模式的同时，也在颠覆人们的生活。优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认为，重要的是就业能力，而不是就业。但是，当变化飞快到连“技能保障”也继工作保障之后不保时，会发生什么？那些优良资本主义阵营的人还说，快速变化是人们为繁荣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人们难道不像看重技术成果那样看重稳定么？

　　苹果公司可谓“优良资本主义”的代表。主要受益于像iPhone这样优秀的产品，苹果公司取得了市场支配地位。但我们同样看到，苹果坐拥超过两千亿美元的现金，其给予管理高层及主要投资者的“财富与奢华”甚至会令当年最偏狭的罗马人也为之叹服。（文章来源：《经济学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