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文章指出，也许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死在美国的成本并非最高。在加拿大，临终癌症病人在生命最后六个月的平均开销是21840美元，在挪威是19783美元。在美国，每个病人的开销是18500美元。（其中不包括医生的费用，而在其他国家，这部分费用是计入医院支出的。如果加入医生费用，美国的成本会上升大约10%，依然比加拿大低，和挪威大致相当。）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我们经常听到对美国临终患者治疗的抱怨。患者身上插着各色胶管，身陷医疗器械的包围之中，被施以过多的开刀手术。比起留在家中得到亲人陪伴，发生在医院的死亡要更频繁，并且昂贵得多。每年，临终年长患者的治疗，要花费美国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逾25%的支出。

美国的死亡案例常被和其他国家的进行不利的比较。在那些国家，人们也许没有那么极尽所能地关注如何延续生存时间。正如未来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Future)前所长伊恩•莫里森(Ian Morrison)曾经写到，“苏格兰人将死亡视作迫在眉睫。加拿大人认为死亡在所难免。而美国加州人觉得死亡是可选项。”他接着说道，“美国人和美国的医疗体系无法忍受死亡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美国的临终关怀真的比其他国家要更具侵袭性、更昂贵吗？

今天，我们在《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一篇文章，首次系统地比较了各国对癌症患者的临终关怀。我们关注癌症患者，是因为在发达国家，这是患者花费最巨、导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好消息是，与成见相反，美国实际上在临终关怀上做的还不是最差的。事实上，就某些重要的标准来看，我们提供的是最好的临终治疗。

我们发现，在有数据可查的最近年份2010年，只有22%的美国人在医院因癌症去世，该比例比我们研究的其他六个国家都低，包括加拿大、英国、挪威、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在内（若囊括在专业护理设施过世的病人，该比例有所上升，但依然低于30%）。无独有偶，在生命的最后六个月里，美国人在医院度过的时间最少，平均约为一周半；在其他一些国家，这一数据为近四周。

在加拿大，52%的癌症患者在医院过世，在生命的最后六个月里，接近九成入院治疗，平均收治三周左右。

但在其他方面，美国的情况看上去不妙。譬如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收治。2010年，超过40%美国癌症晚期患者，在生命的最后六个月内被收入重症病房，比我们研究的所有国家都要高出一倍。与其它国家相比，美国癌症晚期患者在重症病房的时间有两倍之久。

同样，美国患者在晚期接受更多的化疗。即使研究显示，在该阶段，化疗在延长生命，或提高生命质量上已无济于事。在生命的最后六个月，接近四成美国患者接受过至少一期的化疗。只有比利时的数据与之相仿，约为33%。

也许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死在美国的成本并非最高。在加拿大，临终癌症病人在生命最后六个月的平均开销是21840美元，在挪威是19783美元。在美国，每个病人的开销是18500美元。（其中不包括医生的费用，而在其他国家，这部分费用是计入医院支出的。如果加入医生费用，美国的成本会上升大约10%，依然比加拿大低，和挪威大致相当。）

那么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什么？首先，所有国家都有改善的空间。在美国，下一步应该是让病人有机会做出现实的选择，在自己希望的地方，以自己希望的方式，度过人生最后时光。这就意味着需要坦率地讨论化疗或重症监护是否已经不再有意义，并应增加缓和疗护，这经证明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命。要实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把缓和疗护作为所有晚期和不治癌症病人的默认方案，而不仅仅是一个选项。

我们的研究还得出了成本控制方面的结论。从中可以看到，临终关怀并非美国医疗费用趋高的主要促因；一些在整体费用上低很多的国家，在临终关怀上的支出要更高。因此，在美国在努力减缓医疗支出增长速度的时候，应该少把注意力放在减少临终关怀支出上，更多地致力于摒弃“按项目付费”的医疗，因为这种方式只会刺激更多的疗护，而不是更好的疗护。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应放弃希望。虽然进度缓慢，美国在临终关怀方面是有改善的。在1980年代中期，死于癌症的美国病患超过70%是在医院去世的。我们已经把这个比例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在临终阶段的化疗使用上，比例依然很高，但也比过去低了。有意思的是，我们观察到的趋势表明，美国在自己做得好的领域有提高，但是重症监护的使用增多是一个恶化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得更好。首先我们应该提供全民适用的高品质缓和疗护，作为所有临终美国人的默认方案。（文章来源：纽时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