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已进入知识短缺时代》的文章，引起舆论界的轩然大波。然而，中国的政策制定不当或者执行不力，应该怪知识界吗？曾做客《和讯座谈会》栏目的学者聂辉华对此文进行了回应并鲜明指出，郑永年犯了三个错误：高看了知识界，逻辑错误和避重就轻。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这两天，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着郑永年先生的一篇文章《新加坡任职学者批中国学界知识短缺：都在炒概念》。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因此他的批评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郑永年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学界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都在忙于论证政策和炒概念。“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既过瘾，又粗暴。因为广大看客们满足了亲临刑场观看犯人枪毙的快感，而且是向来高高在上的知识界被整体枪毙，自然让他们感到无比过瘾。因为文章从整体上否定了中国知识界对政策研究的价值，让那些真正做了贡献的有名英雄和无名英雄都被迫陪葬，这种以偏概全的批评显然过于粗暴。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和一个智库研究者，我难以认同郑永年的批评。中国的政策研究有没有用，什么时候有用，这不是“皇帝身上的新衣”吗？有些事情，非要我们说出来么？

　　说就说吧。先从郑永年的批评内容说起。郑永年以当下最流行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杂货铺”为切入点，首先说明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严重的有效知识供应不足。其它批评案例包括：经济学界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经济学界没有提出应对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案，没有指出2008年政府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进一步，郑永年认为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也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学科。他特别举例说，“三个代表”理论在实践上不能到位，就因为缺乏足够的政策研究。“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未能有效实施，也是因为中国学界没有提供有效的知识支撑。十八大之后，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知识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例如“一带一路”战略被严重泛化和庸俗化。

　　坦率地说，郑永年先生在这篇文章里可能犯了三个错误。

　　第一个错误，他也许一厢情愿地高看了中国知识界。了解中国政府决策的人都知道，在威权体制下，一项政策能否出台和贯彻，几乎完全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最高层的决心；第二，时代的需求。我认为其它因素几乎可以忽略。不必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也不必说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更不必说“一国两制”的实行，有哪一项政策非要知识界的理论支持不可？有哪一项政策需要扎实的学术研究？当年计划生育政策搞了三十年，跟知识界没有半点关系；去年最高层放开二胎政策，恐怕知识界也不能簮越其功。总体上看，知识界对中国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有锦上添花的功能，却不是必要条件。“三个代表”理论未能推进人大代表和选民的关系转型，居然是因为知识界没有提出合适的理论支持？这简直是这篇文章最大的笑点。据说，当年“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之后，一位副部级高干曾撰文质疑，从此被冷落一边。副部级干部尚且如此，吾等普罗大众焉敢“妄议中央”？知识分子有家国情怀固然是好事，但搞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更为重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是中国文人一厢情愿的革命浪漫主义梦想，现实情况是，知识分子只是附着在皮上的毛。去过菜市场的人都知道，猪肉好不好吃，跟猪毛是不是对称还真没有一毛钱关系。

　　第二个错误是逻辑错误。我觉得，著名学者说话一定要慎重，不要轻易打倒一大片，哪怕你真的拿了一把进口的AK47。你没听见不代表别人没说，别人没说不代表别人没做。就拿郑永年举的几个例子为例吧。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房地产刺激，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多少种方案？发表了多少批评意见？智库研究者往海里递了多少折子？我想肯定很多，但其中有多少被高层采纳？采纳之后又有多少被有关部门执行？这后面两个问题完全超出了知识界的能力，它们取决于最高层的决心。特别是当年四万亿刺激计划以及相关的土地财政和国进民退问题，引发了多少学者的批评，难道郑永年先生不看中文报纸和学术杂志吗？我觉得没必要浪费文字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第三个错误是避重就轻。在中国大陆生活的农民和小学生都知道，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随便议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它产生那天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一旦关乎政治，敏感问题就接踵而至。纯经济问题或许可以公开辩论，诸如房地产政策、社保政策和二胎政策。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学术界可能就此公开辩论和批评吗？按学术界的规则，谁最先提出某个概念，谁就拥有定义和解释它的权力和义务。那么问题来了，是谁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和“供给侧改革”？让学者来解释这些概念的真实含义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这不是缘木求鱼么？何况，事实上中国经济学界仍然有很多优秀的学者撰文，阐述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关系，我认为大家已经尽责了。中国的知识界处于什么样舆论环境，尤其是这几年的舆论环境，郑永年先生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又不是不知道。如果真不知道，随便找个媒体人问问就知道了。但是他却把板子打到知识界身上，我以为这很不厚道。这如果不是指桑骂槐，就是避重就轻。

　　倒数第二点，你问我中国知识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责任？我说当然有。中国知识界整体上研究水平不高，特别是社会科学界，而且缺乏有效的专业分工。笼统地说中国知识界应该反思，应该努力，应该进取，这肯定没有问题。但是，具体到某个问题或某个人，我认为任何批评都要慎重。我认为，任何责任都是有条件的。拿了国家俸禄，有条件表达意见却没有表达，而是一味唱赞歌，这是失职；拿了国家俸禄，没有条件表达意见，但也没唱赞歌，这是本分；拿了国家俸禄，努力表达意见，但最终上面没有听进去，这是尽责；没拿国家俸禄，但努力表达意见，不管上面是否听进去，这都是良心。

　　最后说一点。你们这些海外华人有一个好，就是一旦评论中国问题，从来没有心理负担，不必承担“与权力姌和”或者“为中国的落后辩护”的骂名，因此永远拥有政治正确的姿态。这就好比一个风度翩翩的白衣秀士，看到一个农民落水了，然后指责他：你游泳的姿势真难看！然而，在经济学看来，任何问题都只能追求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也许会多一份理解。郑永年先生如真有意推进中国知识界水平提高，何不辞职回国效力？北京欢迎你！

　　最后的最后，有人可能会问，究竟题目应该叫“坐着说话不腰疼”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发现此中颇有深意，特分飨给诸君。

　　这是一个关于秦孝公和商鞅的故事。孝公宠臣景监将商鞅（卫鞅）引荐给秦孝公，孝公在朝殿与商鞅纵论天下治国经纶，景监作陪。当时孝公端坐，商鞅、景监长坐（即把膝盖跪于地双足垫于臀下），自晨昏畅谈至日暮，商鞅说到激扬处忘形于礼，起身立于殿中侃侃而谈，浑然不觉。景监长跪一日，身心俱疲，见君臣并无结束之意，遂频频向商鞅暗使眼色，意即打住。但商鞅并不理会，直至二更才由孝公打断，赏赐御膳而去。席间商鞅问景监为何频使眼色？景监道：我跪得浑身都麻木了，酸软如泥，你这个站着说话的人哪里能够理解我这个跪着听话的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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