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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似乎重回发展“旧秩序”——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引领全球，新兴经济的体经济增长则重回弱势。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援引IMF数据称，不计中国在内，去年新兴市场整体GDP增速仅有1.92%，低于发达国家1.98%的整体增速，这是1999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增速首次落后于发达国家。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增长更快，若以人均GDP计，两大阵营经济体的差距将会更大。

这一数据反映出全球经济的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国家不再逐渐趋近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而是越来越落后，2000-2014年间新兴市场的强劲增长可能只是异常表现，这一期间中国飞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激发的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惠及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但这可能只是“一次性的变化”。如果新兴市场回归上世纪80和90年代的常态，即增速落后于发达国家，这不仅意味着几十亿人的生活水平受到威胁，还可能显示出令人担忧的趋势：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差距开始加速扩大。

过去十几年，除了极少数人，没有人相信或者能想像新兴经济体的增长会重新落到发达国家之后。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吸引了人们关注克鲁格曼质疑亚洲奇迹，但随后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让市场将之抛诸脑后。投资界开始热情追逐新兴市场。高盛在2001年创造了“金砖国家（BRICs）”的投资概念，并在2003年进一步预测，到2039年，“金砖四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最大的西方经济体。然而，在2015年10月，高盛悄悄关闭了BRICs基金，正式画下一个投资时代的终结。在近年全球经济的大调整中，曾在全球风头甚健的“金融四国”经济整体放缓，并出现了严重分化：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在多种原因下被打回原形，陷入负增长泥潭；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显著放缓；只有经济规模稍小、人口红利很大的印度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

全球经济重回“旧秩序”，这一新格局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以及持续多久？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转换为另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到底靠什么来驱动？20多年前，克鲁格曼曾在《亚洲奇迹的神话》中提出质疑：亚洲的增长就象高速增长时代的苏联一样，无非是由劳动和资本这些投入的惊人增加所驱动的，而不是通过提高效率来实现的。他的结论也非常尖锐：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就是“一群纸老虎”。其实，类似的故事在更早之前曾经发生过：上个世纪50年代末，苏联经济增长的政治影响让美国的焦虑达到了顶点，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Allen Dulles在国会告诫，“如果苏联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下个十年还象现在预测的那样，保持在每年8%或9%的水平上，那么，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就会被危险地缩小。”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滑显示，“亚洲奇迹神话破灭”的机制依然存在。

第二，中国会不会成为新兴经济中的一只“纸老虎”吗？过去几十年，中国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可能最长的单一国家高速增长，这堪称“中国奇迹”，也成为政治上支撑“中国模式”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石。不过，在最新一轮新兴市场经济体下滑中，中国仍会保持好运气，成为例外吗？在我们看来，这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未来面临的真正“胜负手”。客观来看，在经济增长模式上，中国并未走出不同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道路——主要依靠国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以极高的要素投入来实现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模式能够持续吗？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转型困境，实际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说其他新兴经济体过去的快速增长是靠“中国需求”和超级商品周期带来的“一次性的变化”，那么中国经济的放缓则显示，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可能也是一次超长的“一次性”增长。

从中央文件看，中国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已经形成共识：如果不能实现真正依靠创新和提升效率的增长，仅靠要素投入的规模扩张是难以长期持续的。中国正大力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要提高全要素增长率，就体现了经济增长思路的转变。但困难在于，完成行动转型比完成思想转型更加艰难。令人担忧的是，中国过去高速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模式，已经形成了诸多情况不妙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已高度依赖债务扩张；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不仅加剧了资本过剩，而且高房价已为成百上千座中国城市和产业发展筑起了高高的刚性成本平台。值得警惕的最新趋势是，“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在出现制造业衰退，经济资源大量脱实就虚，疯狂涌向金融创新名义之下的虚拟经济，衍生出全社会参与的以钱生钱、玩资产泡沫的“新生意”！

全球经济重回“旧秩序”展示了经济发展的长期逻辑，在“一次性的增长”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再依靠什么维持发展，能否摆脱持续增长“纸老虎”的命运，这些问题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