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3年习近平掌舵中国以来，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时移世易，变法宜矣。”“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我国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一个根本的突出的问题是，转型的方向和目标应该如何确定,未来的中国究竟应该往何处去？中华民族的再度复兴，既要埋头苦干，更要抬头看路。改革开放的接力棒传到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手中，社会转型已经是一场事关中华百年国运的输不起的战役！笔者通过对习李执政三年来的回顾，不惴冒昧，就中华复兴的一些重大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并且提出一些设想，以飨读者。

东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改革再出发之际，我们首先要充分认知复兴进程的文化与文明背景，从而搞清楚中华复兴的客观环境和基础。在人类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存在以美国文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的两种方向选择。我们对这两种前途分别加以考察。

美国的文明模式不过是西方商业文明发展的巅峰阶段。西方商业文明的兴起也不过是几百年的事情，其文明的特质在于一个“争”字，提倡生存竞争、自私自利和优胜劣汰，崇尚丛林法则，这种文明范式究其本质而言，漠视他人或者其他种族的生存，比如美洲印第安人遭灭绝性的屠杀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杀人如麻，在短短几百年中遭迫害和杀戮而死亡的无辜人数是人类战争史以来死亡人数的绝对多数。日本百年前脱亚入欧，学的也是军国主义，就有中国抗战时期3000多万人的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无辜平民！二战以来大部分局部战争仍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策动或者直接发动的。这种文明的内核在于生存竞争和相互压制。西方这种文明阶段的极端发展实际上在挖掘和弘扬人的动物性或者兽性一面，肮脏和血腥伴随着这种文明发端和兴起，具有反人类的特征。

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倾向，极力推动二战后民族自决原则的确立，其意图在于摧毁英国和法国等老牌列强的殖民体系，但是二战后的民族独立浪潮客观上大大加速了越来越多民族的觉醒进程，促使这些民族对自身或者国家的生存经验与教训进行反思，这些民族主体的生存意识或国家利益凸显，而民族觉醒却反过来推动西方商业文明中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丛林法则的被摒弃过程，其最具代表性和讽刺意义的是美利坚民族生存模式的失道寡助。

作为硕果仅存的四大古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内涵更多的体现在一个“和”字。几千年来中华都是斗而求和，和睦相处，民族融合，才造就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中华历史上的对外之战，北方民族多被驱逐或者融合，很少将其他民族灭族。即使是战争杀人过多，比如秦将白起的坑赵卒四十万，也是被史笔谴责的。大诗人杜甫的“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欺凌，岂在多杀伤”的诗句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这种文明的内核在于和谐共存和共同创造。

当前的中华复兴进程，当然是重新发端于新中国的成立，民族复兴的文明基础仍然在于我们在全世界重新提倡和推广“和谐共存”的价值观体系。新中国以来，我国政府在国际关系中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帮助亚非拉很多国家，是这种“和”的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习近平执政三年来，在对外关系上仍然强调“和”，主张“世界各国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他还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打开窗子，才能实现空气对流， 新鲜空气才能进来。”“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提出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宏大构想，到推动中国高铁“走出去”、中国—拉共体论坛以及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孜孜不倦，奋力前行。中华复兴只有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大义的制高点上，方能得道多助。

跳出意识形态争斗的陷阱

在中华“和文化”再兴的过程中，与建设“和谐幸福”的目标格格不入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在国内思想文化界还存在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这种争斗客观上具有导致社会分裂、挑动内斗与内耗的作用。

一种意识形态不过是社会观念和思潮的一种，它首先植根于特定的战略和社会环境，不过是特定社会环境下人们试图解决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体系。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也就不可能超越它所在的时代。其次，它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在新时代出现新问题，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组合同样会发生流变，即使以前被冠以名目的意识形态名词仍然在继续存在和流传，这种意识形态或者会保留其在新时代中能够适应的部分，其中不再适应新时代的的部分也就会被变革的时代所抛弃。再次，它只是人类谋求福祉改善的方法和工具，绝不是目的本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实践，不过是不同国家的人们对自身未来探索、改善其国家和个人生存的不同方法和手段；它们和其它的其它的种种主义一起，只能被我们批判性的吸收和选用。

西方舶来的种种“主义”，也是西方人强加给我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在社会和人文领域，西方各种思潮的泛滥及其对中华民族的洗脑过程，不过是为了缓慢更迭我们的社会观念和思维体系，让我们的精神以西方思想和文化为思想和文化，摧毁我们的文明自信。让我们的社会屈从于西方社会，中华文明体系附属与西方文明体系，这种过程的直接后果就是“去中国化”。认识西方文化体系不过是为了超越这个体系，而不是以这个体系为准。

常见的一种情形是，从西方留学归来或者受过一些西方教育的人们，他们在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不是着眼于我们的社会环境和实际去具体解决问题，而是首先从西方社会中寻找类似的现象，查找西方学者或者专家怎么说和怎么做的，直接搬过来，换汤不换药地形成政策建议。这种流行的作法常常脱离实际，是一种盲从和刻舟求剑。还有一种情形是，在我们的官方经济政策逻辑中，仍然将西方经济理论的观点和逻辑进行词汇翻新，新瓶装老酒，混迹于我国的改革探索活动中；须知在西方经济与社会危机仍在深入发展的背景下，西方的这些政策药方连他们自己的问题都无从该解决，遑论去解决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我国社会与经济转型中的种种问题了。

中国当前的深化改革，与西方国家以及国内盲从西方的人们所希望的社会转向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不是向西方模式并轨，而是探索新型的中国模式。即便是国外媒体也对习式改革予以肯定和赞赏；新加坡《联合早报》曾载文表示，习近平执政最显著的成就是大力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并且不是如很多人士期望的那种越来越接近西方模式的改革，而是按照“不犯颠覆性错误”、“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坚持党的领导”这种既定原则进行的自主性改革，不妨称之为“习式改革”。

在我们国内的“姓资姓社”这两种意识形态之争，都是西方进行文化遏制和观念灌输的产物。当然西方人给我们舶来的意识形态不止这两种。因为历史原因，我国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主义之争”，进行社会阵营划分和鼓动左右站队，以单一意识形态为标准替代社会价值评判，其实际目的在于挑动社会对立和国家内耗，罔顾全体国民的根本及长远利益。我们当今的伟大探索，其目标是强国富民，实现中华的伟大复兴；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争斗绝不是我们的目的。跳出意识形态争斗的陷阱，停止徒耗时间精力的无意义争论，不再坐井观天，才能将全部精力和智慧运用到寻找我国的未来之路及其实现的方式与方法上去。

2013年1月5日，新晋中央委员、候补委员贯彻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会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几十年来一直占据我国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但是作为前苏联向世界输出革命的时代的产物，首先是为苏联的国家战略服务的，在一战和二战期间成为前苏联挑动它国内部争斗、反全球战略围剿的工具。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产物，却不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必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谋求社会公平和人类普遍幸福的理想，值得肯定，但是它不是实现人类大同的唯一途径。即使在新时代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果要存续下去，也必须被赋予新的内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范畴的提出，与其说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延续，毋宁说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且还在不断更新和充实之中。我们应该重其实，而非顾其名。

习近平指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梦实际就是实现“两个百年梦”：第一个是从1921年到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从1949年到2049年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推进理论建设和新文化(300336,股吧)价值观重塑

精神是观念和体验的升华。观念支配着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的不断反思和总结则推动观念的变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都是以一种理论为发端的，理论的逻辑在社会上传播，就逐渐形成一种思潮或者意识形态。这种思潮或者意识形态进入社会中的某一部分人心中，就会沉淀为这一部分人价值观结构的一部分。一种意识形态的形成，不过是某一群人对一个国家、民族生存经验与教训的思考所形成的观念体系。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构成体系则具有复杂多样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本质上还是为了国家治下的民族或者人群的生存目的服务的，而不是相反！

重建我们的理论思维系统可谓迫在眉睫。在理论先行方面，要兼收并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和人类其他思想文化的优点和长处，进行文化创新，新文化既不是复古和回到中国古文化的状态，又不是向西方并轨和全盘西化，而是创立一种面向中华未来和人类未来的一种新文化形态。在理论先行的基础上重建新的理论体系，也是一套新的价值标准，它们来自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和探索，在思考中探索，在探索中反复总结提炼；从而对我国百年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只有进行新的理论准备，才能解决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因此既要包容各种热诚的探索，又要在维护中华民族根本福祉的方向上、在着眼于社会改造的目标上适时统筹和纠偏。

作为一种新文化和新思潮的源头，其试图推动的社会进程也就是冲着既有的社会固化思维和相关的既得利益阶层去的，所以必然遭到他们的百般阻挠、破坏甚至反击。新事物的成长过程是艰苦的，也是漫长的，受到这些旧思维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极力扼杀不足为奇。因此就有必要做好打苦仗和硬仗准备。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使中华文化所代表的核心价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浸透力、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铸造民族之魂，培植文化之根，持久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华文化的主旋律，是国学智慧的精髓要义，更是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的中国软实力。对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摒弃过程，同样是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新的社会价值观的重塑过程。中华复兴的根基在于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复兴。在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批判性吸收的基础上，跳出西方人的思维窠臼，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恢弘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和中华价值观，重构我们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体系，根除我们的奴性、迷信和其他思想误区，我们才算从精神上站起来了！

基于文化自主的国家战略遂行

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是人类史以来的私有化的最高形态；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在人类生存资料的获得具有有限性、个体或者单个人群集体生存相对优先的客观历史条件下还不会消亡。只要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存在，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组织的利益构成与边界，国家就会沿着多重的利益维度展开其国家行为，对它的能力或者力量进行运用。

一个国家的战略，是对这个国家的未来生存路径和方式的谋划。它始终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文化与价值观环境，代表一个国家治下人群对这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最根本的看法与构想；也是其理论思维和智慧的结晶。任何理论与观念不过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生存经验和教训思考与总结，这些理论观念因为附属于它的思考者和思想者，也就与它的思维主体的利益息息相关；换言之，理论及其衍生出来的战略是有立场的。国家战略亦然。

在理论和文化层面上，意识形态也是国家战略的工具；思想控制只不过是战略控制一种最高形式，“上兵伐谋”和“致人而不致与人”。在前苏联时代，斯大林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苏联国家的战略工具加以娴熟运用，二战前以“输出革命”对抗全球的战略性围剿，即便如此，苏联仍然觊觎并最终在二战末期将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二战后为了摆脱美国的战略束缚，推动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同样因为与多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冲突，中苏、苏南、苏波的国家关系破裂。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国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同样是为了对中华民族进行思想控制，造成我国的社会价值观的内部结构相互矛盾和混乱，摧毁我们的民族自信和凝聚力，对中华的重新崛起的努力和动力进行遏制和削弱。目前西方的语义和概念逻辑环境很强大，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思维结果和行为对策逃不出西方国家的逻辑层面和战略演绎层面，换言之，在战略上能够被西方预估和早早应对，最高层次不过是在西方体系中成为一个被动的陪同性的战略玩家。

一个民族只有哲学思想透彻并且有基于自身福祉的战略，才能够众志成城，不可胜之。中华复兴的根基在于思想和精神文化的复兴，不用我们自己的眼光看世界，不形成自己的国家战略，不是我们自己在复杂尖锐的国际环境中找到和选择我们民族生存的未来之路，我们就会陷入迷茫和盲动，中华的再度复兴也就无从谈起！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以我为主，遂行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积极作为。例如在处理与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的领土争端时，习近平一改往日韬光养晦、被动应对的传统方式，采取了包括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海空常态化巡视钓鱼岛、对菲坐滩废舰实施隔离限制、981钻井平台南海钻探油气资源、进行南海岛礁工程建设等前所未有的强硬举措，维护疆域主权。再例如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习近平深得太极要义，以“世界再平衡”应对。

新价值观的形成和社会制度变迁

制度和法律体系也是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规则和约束体系，亦即对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的是非对错的标准和衡量，是一种观念影响和主导人的行为方式的沉淀物。制度或者法律体系的运行，是以人的自律、他人或者社会组织对个人或者组织行为的外在强制等两种形式展开的。制度和法律不过是观念或者价值观的现象形态，也是一个族群的精神和文化领域的折射。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因为制度也是人定的，人自然也能改变它。价值观存在缺陷、混乱或者冲突，那么一个社会的制度与法律体系同样会以缺陷、混乱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文化自主，才有精神自立；只有价值观和谐健康，然后才有制度和法律体系的自洽。

在此我们不妨以对腐败的大量发生为例，通过剖析腐败的根源，说明制度与价值观之间的现实关联。腐败从根源上而言，是私利作祟和私欲膨胀的产物，或者是一种私有化过程。目前大力进行的反腐败斗争，不过是通过一整套法律规则体系对官员的腐败行为进行震慑，对他们的腐败后果进行惩罚，也就是一种通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等社会组织的外在强制，试图遏制新的社会腐败现象的发生。在现阶段，反腐败斗争常态化，持续保持高压是完全必要的。2013年初，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一次全会上，明确提出了“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新理念，力度空前的“反腐风暴”横扫全国。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腐败也源于在社会价值观层面存在冲突。一方面，我们通过反腐败斗争，反对这种变相的追逐私利和私有化行为；另一方面，极端个人主义的唯利是图和金钱至上的思潮从西方输入而不加抵制，客观上在鼓励和放纵个人私利的追逐。反腐败领域的现实特点和矛盾冲突，不过是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对我国传统价值观结构冲击的缩影。因为价值观体系内部的相互冲突与混乱，使得腐败和廉洁之间并无观念上的清晰界限，相应的反腐败法律和规则体系自然充斥了规则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个人理解和和权衡取舍，同时存在个人局限性的这些观念结构并不具有其社会广泛性和普遍自律性。于是制度规避或者钻空子不断衍生新类型的腐败活动和现象，冲击相对滞后的制度和法律底线。

要想彻底地根除腐败现象，只能对官员的价值观进行改造。腐败现象和活动的最终消失，有待于社会新价值观的形成。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置换传统官场中的“千里为官只为财”的陈旧观念，提升个人修养和道德自律。否则，因为政治权力私有化和权力寻租的始终存在，反腐败斗争会陷入无休止的一茬茬割韭菜的循环。

习近平在《决定（讨论稿）》说明中深刻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必须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强调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虽然对制度与法律的持续建设进行强调，但是我们也要反思支撑当前的法律体系结构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

教育和争取青年一代就是争夺国家的未来

一个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在于她的青年一代，所以中华伟大复兴的动力和能量同样来源于我国的青年一代，说中国的青年一代是伟大复兴的中流砥柱也毫不为过。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文化的兴起却是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五四运动”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也是如此。因为社会心理转变的缓慢，新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至少需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对青年一代提供什么样的的教育，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

在我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西方的语义和概念逻辑环境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西方国家或者势力将它们的思想和观念向我们青年一代灌输和洗脑，从而使得我国的思想形态和社会体制在“去中国化”的同时，向西方世界并轨和看齐；是因为他们几乎占领了我国的思想和文化阵地，垄断了我们的文化教育过程，从而极力争夺和从思想上控制我们的青年一代，进而控制我们国家的未来走向。还有那些在我们社会中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实际上是教条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的人们，他们在体制内的势力还比较强大，他们会利用体制的部分力量，以种种教条为标准，扣帽子和打棍子，对新思想和新文化进行打击和阻挠，以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

中华伟大复兴的实践，既是理论和文化的源泉，又是这种文化过程的背景。争夺青年一代的关键，在于是选用西方的价值观对我国青年一代进行覆盖？还是选择以中国模式为内涵的新中华价值观对青年一代的思维和精神领域进行培育和充实？答案无疑是后者。以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为基础，号召和鼓励他们投身到中华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去，让他们成为中华复兴的主力军和最活跃的动力；鼓励他们大力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附身社会实践和下力气去做实事。

有必要对市场与资本再认识

在我们迄今为止对市场的理解中，仅仅认识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种提法的理论基础仍然是西方经济学的逻辑延伸。在西方的经济思想中，商品和作为交换的价值标准与工具的物的形态——货币，这两个被人所掌握的客体被倒置成了市场的主体。众所周知，占有和处置商品和货币的主体是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比如企业）。因为市场活动是由人来完成的，因此市场中的关系不是商品与货币的关系，而是它们的各自占有主体的人与人的关系。市场体系本质上是无数维度的人与人的关系所交织聚合而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体系。在社会分工充分发展的背景下，处于不同分工门类和环节的人们，通过市场体系将他们的生产与生活相互联系起来，彼此依赖，为他人生产，消费依赖于他人。市场既是社会生产组织体系，又是社会分配体系，更是一种人类社会化生存的组织方式。当然人类社会化生存的组织方式不止市场这一种。

在传统的资本范畴的界定中，我们同样存在一个认识误区，也就是仅仅看到了资本构成的物的部分——商品和货币，而恰恰忽视了资本的占有者或者主体——人及其由人所组成的集合体。完整的资本范畴，应该是人和物的统一体。由此出发，占有不同商品和货币的人，构成市场的主体。企业作为人组成的社会组织，成为资本的现实的社会形态。企业（或者资本）因为追逐利润，成为市场关系形成的天然组织者，众多的企业相互交易与协作，共同创立和运行它们所在的市场体系，形成一个特定的人类社会的组织系统。因为资本的私人归属，劳动者和他的生产条件与劳动工具分离，从而使得市场在作为社会生存组织方式的同时，也带来社会分配不公、经济危机反复发生和市场体制本身不稳定等等后果。

资本究其范畴而言，具有两大特点，一是在资本的社会形态上具有“关系自组织”的特点，二是在资本的个体存在上具有“获取利润”的特点；“关系自组织”的特点是因为资本只能在市场中生存；“获取利润”的特点则是源于资本生存的内在动力。因此在以混合所有制为内容的中国企业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对资本的自组织的社会功能予以发挥，对资本的利润冲动予以抑制，成为走向新经济形态的过程有待处理好的重要问题。

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导者的战略地位，发挥市场的社会组织功能。混合所有制不过是国有资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在我国市场体系中和谐共存的制度。在诸多的社会资本类型中，国有资本要通过市场垄断，确立自己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夺回市场体系的控制权和定价权。资本的国家占有形式和体系同样是通过市场金融过程展开的，也就是资本的社会配置过程与方式，从而发展起一个个国有企业这种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组织。因此国有资本的市场垄断地位具有极端重要性，是主导和控制我国市场体系和经济的运行的前提和基石。

其次，我们要高度警惕资本控制国家政权的危险倾向。政治或者政府体系本身是为人的集体生存服务的，因为垄断资本对政府治下所有人的生存进行控制，从而也就将政府体系纳入到资本统治的轨道。资本化是以垄断资本势力集团对社会中所有人的价值观进行改造为前提的，垄断资本势力集团或者阶层通过向社会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影响和直接引导社会中人们的群体行为和个人行为。资本的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在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同时，还上升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法律制度体系。资本通过掌控政府体系，在国家大义的外衣下将垄断资本势力集团的私利欲望贯彻到法律制度之中，通过国家暴力来影响、约束甚至予夺这个体系下所有人的生存状态，塑造人的观念构造和社会行为模式，以法律执行来强行调整之。

在资本控制国家的前提下，不仅一个国家国内的两极分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加速；而且一旦资本的利益与企图和国家利益与战略发生差异和冲突，资本利益本身的狭隘性就必然地使国家战略的执行偏离合理的轨道。美国财团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导致国家利益被财团利益置换，是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执行发生错误和偏差、美国霸权体制在短短七十年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附带指出，目前的腐败现象多发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资本为了控制政权的需要、对官员进行腐蚀拉拢和控制，腐败官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腐败窝案的发生和在反腐败过程中“既往不咎”呼声的传出，都事出有因。资本控制国家，必然形成新型的“窃国之贼”。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具有其天然的资本形态和结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个体，它们也是利益主体，也是一种个别占有的具体社会形态，同样区别于国家利益或者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国有资本的利益和利润归属，其物质和财富积累通过现实的机制和制度惠及于全体人民，是国有制的根本。我们既要在充分发挥资本对市场运行和人类社会化生存的自组织功能的同时，又要克服资本为了追逐本体利益而导致经济危机频发、社会生存体系瘫痪甚至瓦解的弊端。因此保持国家对国有资本和其他资本的控制而不是反之，是遂行我们国家战略的前提。为了达成这一点，有必要运用新的价值观对所有的资本实际占有者进行改造，而不是运用西方资本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对国有企业进行所谓的私有化。要将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基础，逐步发展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且形成真诚而非虚伪、普惠人民的道德规范和法律机制，获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并稳定和发展这些制度和机制本身。对资本的利润欲望予以抑制，使得市场体系运行的目的回归于人类生存目的本身，而不是在资本控制国家条件下人类的生存目的屈从于资本的利润目的。

改革再出发和新社会形态的积极探索

中国道路的成功，最大的密匙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态。改革再出发，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变革掀开了波澜壮阔的宏伟画卷。这种持续渐进的改革进程，必然指向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的形成。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就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中国梦”。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改”为主题，是在向外界宣示，习近平引领下的中国将是一个空前改革的时代，一个负起历史担当的时代。

而在具体路径和策略的选择上，应该开始构筑新社会形态的社会实验，积极开展探索。建议以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为试验对象和样本，尝试社会改革实验。2015年6月5日，习近平主持深改组第十三次会议时，又一次提到了“试点”的重要性，他强调：“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否迈开步子、趟出路子，直接关系改革成效。”

首先，对该区域的社情民情，委派干部和人员进行摸底调查和普查，透彻解析该区域的社会组织和利益主体与结构。其次，以调查分析为基础，以切实有效提高该区域短期和长远民生福祉为目标，进行社会设计与统筹，以区域现状为出发点，制定详尽、系统、符合实际的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再次，选派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具有创新探索精神的干部队伍，深入社区和乡村，引导和改组社会基层组织。又次，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绩效考核体系和分配体系。在发挥市场作为社会组织功能的基础上，在社会分配上探索相对公平的分配体系和机制，促进该区域社会的和谐自洽，不断提高该区域人民的福祉。

在社会改革试点工作上，同样要处理好各方面各层次的关系。在湖北省领导干部座谈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了改革的五大关系，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五大关系包括，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还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把各方面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搞好统筹兼顾。

总之要以探索新时代的新政为着眼点，有目的和有意识地去着手做，克服畏难情绪和等待思想。习近平指出，“现在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改革开放，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区域社会实验或者新型社会综合改革的试点将具有广泛深远的意义。首先，这种社会综合改革试点是理论新思维和新型社会价值观形成的需要。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思维植根于鲜活的社会实践，理论建设有必要走出象牙塔，回归社会实际。观察社会结构形成与运行的现实情形，明瞭和总结种种举措的得失，从而为深层次的理论思维形成提供启示和辩证逻辑展开。同时区域人民群众在发挥创造力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种种体验和经验教训，由此成为新型社会价值观形成的基础和起点。

其次，这种社会综合改革试点是全国改革的排头兵和领头羊。孟子有言：“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习近平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通过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必然在解决社会诸多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种种符合实际的现实解决方案和手段，推动在区域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功能、架构和机制转变，从而为全国其它地方的社会变革在方方面面提供借鉴和启示。

再次，这种社会综合改革试点也是中华伟大复兴进程和新文明样板全球化的探索起点。一种文化和文明成果，首先是民族的，因为只有这个民族因为运用它，取得了优于世界其他民族的进步，能够卓越改善民族的生存质量和条件，然后才是世界的，才会被世界其他民族学习和理解，并且认同和效仿。中华民族有必要继承和发扬“和”的文明内涵，必须创造出“和谐生存”的人类最优越的生存范式，才能给全人类走出西方世界危机循环和国家历史性兴衰轮回的陷阱提供启示和现实路径借鉴，才能为全球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样板和经验，才能天下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