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oseph E. Stiglitz撰文指出，关于市场经济的假设，有许多建立在接受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认为边际回报总是与社会贡献相称。这一观点导致官方对干预犹豫不决：如果市场基本上是有效而公平的，那么即使是最优秀的政府，对于改善状况也没什么可做的。但如果市场是基于剥削，那么自由放任的理由就不再成立。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击既得权力不但是民主的战争，也是效率和共同繁荣的战争。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200年来，关于什么决定收入分配及经济如何运行的问题，有两大思想流派。其一滥觞于亚当斯密和19世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关注焦点是市场竞争。其二认识到亚当斯密式的自由主义，导致了财富和收入的迅速集中，将出发点放在无限制的市场导致垄断的倾向。了解这两大流派很重要，因为我们对于政府政策和现存不平等性的观点，取决于我们认为其中哪个说法能更好地反映现实。

对19世纪自由主义者及其追随者来说，因为市场是竞争性的，所以个体的回报与他们的社会贡献相关。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边际产品”。资本家因为储蓄而不是消费而获得回报，用我的牛津大学德鲁蒙德(Drummond)政治经济学讲席教授前辈纳骚·西尼尔(Nassau Senior)的话说，那是因为他们的节制(abstinence)。因此，收入差异同个人拥有的“资产”，即人力和金融资本有关。所以，研究不平等性的学者将焦点集中在决定资产分配的因素，包括它们如何在代际间传递。

第二个思想流派以“权力”为起点，包括实施垄断控制或在劳动力市场上对工人的威权。这一领域的学者将重点放在什么导致了权力，权力如何维持和强化，以及可能阻碍市场竞争性的其他因素。对源于信息不对称的剥削的研究工作，便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在二战后的西方世界，自由派取得了主宰地位。但是，随着不平等性的加剧及对此问题的担忧的加深，以边际产品来看待个人回报的竞争学派，日益难以解释经济如何运行。因此，今天，第二个思想流派后来居上。

毕竟，银行总裁导致企业倒闭、经济险些崩溃，但仍然获得丰厚红利，与个人收入及社会贡献的说法是背道而驰的。当然，从历史上看，对广大群体的压迫，包括奴隶、女性和各种少数群体等，都是不平等性源自权力关系，而不是边际回报的显而易见的例子。

在今天的经济，许多部门如电信、有线电视、从社交媒体到互联网搜索的数码行业、医疗保险、制药、农企等等，都无法用竞争角度理解。在这些领域里，竞争在寡头间进行，而不是教科书上所描述的“纯粹”竞争。一些部门可定义为“价格接受者”;企业太小，对市场价格没有影响。农业是最明显的例子，但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很大，价格主要不是由市场力量所决定。

贾森·福尔曼(Jason Furman)所领导的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试图厘清市场集中加剧的程度，及其所造成的一些后果。委员会指出，在大部分行业，标准指标显示市场集中度大幅提升，一些行业甚至可以说是激增。比如，十大银行存款占市场的比重，在1980年到2010年的30年里，就从20%左右增加到50%。

市场权力的增加，部分来自技术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网络经济和本地提供的服务业的增长就是一个例子。另一部分是因为企业如微软和制药公司，学会了如何更好地竖立和维持入场壁垒。它们往往有保守派政治力量的支持，来指出放松反垄断执法的合理性，并以市场“天然”是竞争的，作为不限制市场权力的理由。还有一部分则是通过政治程序，赤裸裸地滥用和利用市场权力：比如，大银行游说美国国会，修订或废除将商业银行业务和其他金融业务区分开来的立法。

后果在数据中尽显无疑，各层次不平等性均在上升，不仅个人之间如此，企业之间亦如是。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最顶尖的一成企业的资本投资回报，是中位数回报的五倍多。这一比例在25年前只有近两倍。”

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认为，我们不必为垄断权力担忧：垄断只能是暂时的，市场将出现激烈竞争并确保竞争性定价。

我很久以前所做的理论工作，便显示了熊彼特分析中的漏洞。现在，实证结果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高垄断利润持久是目前市场的特征。

这一情况的影响是深远的。关于市场经济的假设，有许多建立在接受竞争模型的基础上，认为边际回报总是与社会贡献相称。这一观点导致官方对干预犹豫不决：如果市场基本上是有效而公平的，那么即使是最优秀的政府，对于改善状况也没什么可做的。但如果市场是基于剥削，那么自由放任的理由就不再成立。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打击既得权力不但是民主的战争，也是效率和共同繁荣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