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舆论关注的旅客机上突发急病事件，或许更多折射出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终日忧虑的看病难延续到了自己的远距离出行，即便是选择了最贵的民航，哪怕坐在头等舱里，也不能放心，更无法像在家里拨打急救电话自己掌握生命。

急病旅客为何地面求医难?

只有在民航局层面着眼解决旅客突发急病，才能破解难题：至少不会再出现上天备降易，落地求医难的怪象

时隔半年，又一起民航旅客突发疾病事故发生。相同的不幸是，两名旅客都是在地面病重却未能得到及时救治，而非天上;不同的是，之前那名急性肠梗阻的旅客捡回来一条命，而这次发病的旅客最终不治逝世。

在南航急救门一事引来社会巨大的关注之后，没有哪家航空公司会不重视旅客生命安全。就在今年1月5日，国航飞往纽约的CA981航班起飞后不久，机上旅客疑似心脏病发作.国航为确保旅客生命安全决定返航北京，为此空中放掉的燃油价值上百万，也未见航空公司以此宣传，航空公司视旅客生命安全为己任可见一斑。在缺医少药的天际，航空公司尚能坚决地作出返航的决定，为何在医疗资源丰富的一二线城市机场地面，危及生命的旅客疾病事故一年内发生两起，更有旅客不幸殒命?

事实上，中国的民航业放眼全世界都是安全的，这种安全也覆盖对机上旅客生命安全的重视。空乘人员每年都要进行复训考核，考核的内容也包含各种对疾病的判断与机上急救术。备受社会舆论压力的南航，事发后其内部一直在加强管理，不断扩充各种紧急预案。在“急救门”半年之后，南航更是作为国内第一家航空公司效仿了德国汉莎公司的机上医生制度，自发推出“机上医疗志愿者计划”，为自愿加入机上志愿者的医疗工作者提供了网下登记，并给予航空里程激励;结合我国民航系统的特点，可以做到机组人员在起飞前就能拿到医疗志愿者名单及座位号，突发紧急医疗状况时第一时间响应。这种征集志愿者提前到航前场景，并扩充到医生以外的医疗工作者范围，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前列。

南航“机上医疗志愿者计划”的细节尚未公布，但汉莎和全日空航空公司承诺已经投保第三方保险免除医生的后顾之忧。事实上，不仅医生，航空公司的空乘人员在面对旅客突发疾病也受掣肘，担心施救引发的责任与后果。为此，许多国外航空公司也已经为空乘人员投保第三方保险。此外，国外还有许多航空公司签约第三方空中医疗专业指导机构，在发生空中医疗紧急状况时寻求电话指导，为做出返航备降决断提供专业意见。可见，航空公司投保第三方商业保险可以破解机上员工与医疗志愿者施救旅客的责任难题，更可在发生备降返航时索赔燃油等经济损失，不失为一种解决民航医疗事故的出路。这也指明了，民航医疗难题，不应仅停留在航空公司层面，以一己之力解决，医疗一事是整个民航业的问题。

有研究表明，平均每604次航班就会有一起医疗紧急状况发生，这意味着每天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降的航班里面就有2到3人可能遇到较为严重的紧急状况，这显然不是某家具体的航空公司能“抗”得起来的。只有在民航局层面，甚至更高，着眼解决旅客突发急病，才能破解难题，至少不会再出现上天备降易，落地求医难的怪象。

国家更应从立法角度入手，为商业保险公司承保航空公司应对旅客机上突发疾病可能造成的财产损失提供法律基础;也为医疗志愿者在机上非医患关系下可能出现的责任与义务提供法律意见，例如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与德国刑法典第323条。

我国的民航业一直处于较快的发展速度，5年来吞吐量增长了62%。虽然旅客突发疾病的基数增长了，但行业一味的扩张发展，管理理念却不曾与时俱进。作为国内公共出行方式，民航依然属于较贵的;而对只有中高收入人群才能问津的国际出行，民航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备受舆论关注的旅客机上突发急病事件，或许更多折射出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终日忧虑的看病难延续到了自己的远距离出行，即便是选择了最贵的民航，哪怕坐在头等舱里，也不能放心，更无法像在家里拨打急救电话自己掌握生命。这口黑锅，怕是哪一家航空公司，也背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