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大约在2033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占比超过20%，进入超老龄社会。而到本世纪末，我国老龄化程度预计达到33%，即三个人中有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初始特征。2000年，我国人均GDP只有7942元，不到1万元，换算成当时的美元，也不到10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2000年我国人均GDP属于中低收入水平，由此可见，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我国已经于2010年前后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此时我国65岁及人口占比达到8.2%。预计到2024前后，我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而那时我国老龄化指数为13.1%。可以说，我国老龄化总体特征是“边富边老”。

老龄化是全面两孩政策的重要背景。尽管我国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老年人口增多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我国，低生育水平和低死亡率无可争议地将老龄化进程提前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此时老龄化速度加速，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老龄化指数增加0.8个百分点，而1990年到2000年老龄化指数增加1.4个百分点，2000年到2010年增加了1.5个百分点。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未来我国老龄化指数增加速度更快。特别是当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进入老年人口的时候，老龄人口增加速度将明显快于新生婴儿的增加速度，由此导致老龄化加速。

根据测算，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之后，202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2.41%，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0.13个百分点;203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7.12%，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0.23个百分点;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5.50%，比政策不调整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从老龄化指数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短期能缓解老龄化指数1.3个百分点，这在全球都在变老的大背景下，作用已经是非常显著了。

长期来看，全面两孩政策有助于缓解老龄化趋势。根据测算，大约在2062年前后，当6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陆续离开人世，我国会迎来长达15年左右的老龄化程度缓慢下降期。这其中就包括全面两孩政策的效应。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扭转老龄化趋势，因为从全球来看，老龄化已经是基本趋势，而我国也必然迎来老龄化。

在这种大趋势下，能有效缓解老龄化趋势的部分，也算是巨大贡献了。更何况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缓解效应是长期且深远的。有学者认为，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不能单纯从老龄化指数这个统计指标来看，而要从家庭微观角度来看全面两孩政策的巨大影响。根据预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我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将出现上升趋势。2015年我国平均家庭规模为3.1人，全面两孩后我国家庭户规模有望增加到3.3人。这意味着大部分家庭人口将更加均衡。而这才是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更重要的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对老龄化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家庭生育功能得到强化，家庭老年人将更多时间照顾晚辈，老年人的空余时间将被孩子照料所替代。这将有助于缓解老年人的跨代沟通和心理问题的疏导，有助于老年人更加活跃地参与育儿。而且，随着新生婴儿的成长，老一辈的养老问题得到更多缓解，无论是心理还是物质，都是潜移默化的。从这一点来看，全面两孩也对老年社会形态有更积极的影响。

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路径

有学者认为，老龄化将根本上危及社会的经济活力和创新动力。其实，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开始，全球在慢慢变老，但是全球的经济并没有停滞不前，反而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新的高峰。“未老先富”是发达国家的普遍模式。葡萄牙、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在崛起阶段都未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是在崛起完成之后才进入老龄化社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将近20多年的快速发展时期。而此时，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指数均超过7%，有些国家甚至更为严重。而且，21世纪以来，已经垂垂老矣的发达国家依然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

从创新角度来看，全球创新主体依然是发达国家。2015年据统计，韩国、日本、新加坡等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创新能力依然排在世界前列。如果去过日本考察过其中小企业发展，可以发现即使是日本老人的创新能力依然很强。年龄并非决定创新的关键，而是创新意识和允许创新的制度环境。

从年龄金字塔来看，如果观察数百年，我们可以发现，曾经处于金字塔底部的高生育率所生育的人口经过15-25年后会成为整个金字塔的腰部，而曾经处于金子塔中部的劳动力经过35年后大多会成为进入金字塔的顶部，即老年人口。如此动态演变。我们会发现，没有永恒不变的人口年龄结构，除非是直筒式的金字塔，即1/3少年人口、1/3劳动力人口和1/3的老年人口，即使这样，老年人口也占比过高，总抚养比为2/1，即一个老动年龄人口抚养两个非劳动年龄人口，如此压力巨大的年龄结构虽然是稳态的，但是难以持久。

除此之外，几乎所有金字塔都会经历年轻型和年老型人口金字塔，几乎都会经历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而且过去的人口红利必然会成为未来的人口负债，这是低生育率时代的必然。而且，过去的人口负债随着老年人口相继离开人世，人口结构又会呈现新的状态。没有永恒不变的人口年龄结构。这就是人口变动的自然规律。

不过，全球性的老龄化进程却是20世纪下半页的事情。而“未富先老”并非仅仅只有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以及广大的东欧国家都是“未富先老”。有学者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走“未老先富”几乎不现实，因为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生育行为已经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扩散，导致这些国家的生育率处于低水平，由此加速了老龄化的到来，而经济和社会便没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老龄化并非意味可以毫不作为就可以度过难关。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大多在老龄化来临之前完成了财富积累和养老制度安排，因此应对老龄化相对轻松和自如，而且老龄化经过因势利导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不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却需要承担更多的弊端，尤其是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安排尚未建立之前老龄化已经到来。因此学习发达国家的应对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以互联网产业化和工业智能化以及工业一体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劳动力不在以年龄划分，而是以创新力为标志，只要有创新力，具有思想和创新理念的老年人完全可以成为工业4.0的主宰。

老龄产业的市场空间巨大

西方发达国家老龄化基本是“未老先富”。这些国家处于年轻型时就已经进入发达阶段，此后才进入老龄社会。所以发达国家的老年人是比较富裕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才能蓬勃发展且日趋成熟。

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做法主要有：首先，延长退休年龄。几乎所有老龄化严重的国家都推迟了退休年龄。其次，建立完善养老福利制度。比如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老龄化初期就开始对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免费;在2000年实施了介护(照料)保险制度，将居住在日本40岁及以上(包括外国人)纳入保险对象，照料保险的50%由国家负担，其余40%由各地上缴的照料保险承担，个人承担10%。第三，鼓励生育。鼓励生育是应对老龄化的治本之策。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均实施了积极的鼓励生育的政策，包括延长带薪产假和陪产假，实施鼓励生育的就业保障政策等;第四，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老年产业。国外老龄化严重的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体系比较健全，而且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等相对成熟。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老龄化存在三大突出性难题：一是将近七成的老年人没有退休金和养老保险，或者说养老保险受益微乎其微，难以支撑其正常老年人生存开支，更不用说其他享受型的老年服务;二是将近八成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水平，其中将近一半的老年人属于文盲或者半文盲，这意味着庞大老年人口难以成为老年人力资源;第三，几乎九成老年人为下一代所累，存在“投少不投老”的社会心理，甘愿成为“被啃族”，由此导致老年人的财富向下聚集特征明显，直接导致老年人不富裕，消费需求不足，难以刺激老年服务业和老年产业。

因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一方面要完善应对老龄化的制度安排，包括延长退休年龄、建立完善养老福利制度、鼓励生育、完善社会服务体系和大力发展养老产业等，另一方面要将老年人口转变为老年资源，包括对老年人群进行再学习和再培训、转变养老方式、培育老年人需求等等。只有这样，我国老龄产业才会蓬勃发展。

根据预测，2050年全球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6亿，其中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4亿，将近全球老年人口的1/4，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福利制度的完善，未来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将进一步增强，预计从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总额将达到3.3万亿元，到2050年预计将近50万亿元，是全球老龄化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