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601099,股吧)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的“群主”——美国最近宣布即将“退群”，短期来看对中国肯定是件好事，但有三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它的备胎是什么?二是压力消减以后动力是否还充沛?三是如果全球化逆转、美国内卷，世界是否安好?

有趣的是，中国不喜欢TPP，为什么美国(利益集团)也不喜欢TPP呢?没道理啊。

有人说TPP是针对中国的一个阴谋，中国人不喜欢TPP很正常，它会提高中国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会抑制甚至替代中国制造和出口市场。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也不喜欢TPP呢?因为他们觉得TPP对中国人也好、越南人也好，对这些后发的国家而言，还是太过仁慈、不够严厉。恐怕是这个原因美国放弃了TPP，而不是因为对中国示好。

放弃TPP以后，按照特朗普的性格包括他的宣誓，他一定会拿一个更大的棒子来敲打中国，会体现在汇率、关税或者其他想象不到的事情上。在此要请大家做好准备，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另外一方面，中国对于TPP的感受确实颇为复杂。一方面它如同《三体》世界发射的“智子”，力图全面封杀中国制造的全部后发优势;但另外一方面，TPP提出的严格的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和国有企业竞争中性，真的仅仅只是阴谋吗?难道我们不配享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我们不想跟国外同行赚得一样多，我们不想多些创新、创造，而总是去Copypaste(复制粘贴)吗?难道我们不乐意让民企和国企在竞争性领域同台竞技费厄泼赖(Fairplay，公平竞争)吗?

TPP是跟中国一件重要的事情联系在一块的，那就是自贸区。为什么3年前要推出上海自贸区，因为要做全面深化的改革和新一轮的开放。为了应对TPP的标准，要做很多的结构性改革，包括转型升级，才能更好地面对新的全球贸易投资高标准。现在倒是令人觉得略有点遗憾。如果TPP某种程度上是以开放倒逼和促进改革的话，那么现在没有了外来巨大压力，我们自身的改革动力和意愿还能足够充沛和强劲吗?目前市场普遍感觉好像不是这样。此前我们相对乐观地预期在内外压力倒逼下，转型和变革会必然发生，当然这个过程最好按照中国自己的脚本来进行，即有序、可控，升级和消解式变迁，热重启系统。因此还得我们自身加倍努力。

最后的问题则是，逆全球化一旦开始快进，世界是否能够安然无恙?按照历史经验，美国一旦退回到光荣孤立传统，实行贸易保护、以邻为壑，甚至竞争性贬值，则世界会陷入深度萧条，或出现地缘政治混乱甚至大型战争，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灰暗历程就是前车之鉴。切勿重蹈覆辙。

在这种变幻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地缘环境中，中国必须按照最初的战略构想，即在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对外开放和走出去形成命运共同体三个方面稳步推进，才能确保新一轮全球化4.0平稳展开，力挽全球化逆转之狂澜，确保中国和世界的福祉得以增进，而不是相反。

推动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是中国参与周边区域一体化的最重要平台，并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该区域协议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10+6”)，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若RCEP谈成，将涵盖约35亿人口、占全球的49%，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8%，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RCEP覆盖的人口规模和外贸总额高于TPP，而TPP相关协议的要求要高于RCEP。TPP和RCEP在未来自由贸易协定的义务条款的宽度和深度方面的差异十分明显。当TPP风雨飘摇之时，后者更成为一个发展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的模板。

在进一步对外开放方面，涉及投资、贸易、金融、行政法制多项改革试点的四大自贸区，希望能够用两至三年的试验，推进服务业的扩大开放和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快探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的全面开放，以及综合实现一系列创新改革目标。

简而言之，自贸区改革肩负着四项重大使命：一是贸易自由化，即没有海关监管、查禁、关税干预下的货物自由进口、制造和再出口。二是投资的自由化，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三是金融的国际化，我们仍然认为这才是自贸区的真正内涵，其终极目的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四是行政的精简化，自贸区将实施“一线彻底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区内货物自由流动”的创新监管服务新模式。“一线”指国境线，“彻底”被不断强调。因此自贸区建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要在现有的开放试点里，化繁为简，减少行政成本，提供一条释放民间投资巨大潜力的有效路径。

在走出去形成命运共同体方面。2015年中国正式推出“一带一路”规划，这一方面标志着中国对外战略基本态度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积极转变;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国反复强调的“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实际上不难发现它同联合国迄今为止最具雄心壮志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着相似的愿景和基本原则。特别是“一带一路”规划确定五个优先领域，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几乎完全对应了支撑2030议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与169个具体目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甚至可以直接视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有效子集和鼓舞人心的具体行动方案。

这正是在吸取旧秩序的经验和教训——全球化4.0不是要塑造一个平行的霸权结构，正好相反，它只是想改进全球化3.0中因为个别国家一股独大、“有钱任性，有权任性”导致的全球治理结构难以优化和进化的缺陷。这也是“先边缘再中心，先增量再存量”的中国自身改革经验的发挥和灵感的闪现。中国需要在全球化4.0时代再次校正国家战略，重新定义其对外利益交换的格局、可行的策略、适当的贡献和提供具有感召力的理念。

(作者系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更多观点请参阅作者近期出版的新书《全球化4.0：中国如何重回世界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