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助体制需破藩篱

虽然大部分科学家同意目前的脑神经基础研究中国具有赶超美国之势，但他们几乎一致认为陈天桥之所以把钱用来支持美国的脑科学研究，而不是中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有良好的捐助传统，有完善的捐赠体制，为私人捐助者进入科研领域提供机会。

中科院上海神经所副所长王佐仁研究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根据饶毅曾经提供的数据，美国国家每年投入神经科学研究的资金是50亿美元，中国是2亿美元，只有美国的4%。这还没算美国私人基金投给科研的钱，如果加上差距更大。这就让中国吸引私人捐款更加迫在眉睫。中国科学家也在从自身开始反省。”

重庆脑科学协同中心谌小维也补充道：“中国的基础科研全靠政府资助。比如最近重庆市启动脑计划，市财政勒紧裤腰带，才投入1000万元，这对于目前飞速发展的研究团队规模，真是杯水车薪。企业家应该和政府一道积极参与到推动中国前沿科学发展的伟大事业中去。”

曾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干细胞研究中心工作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晓群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内现状是科研资助大多都来自政府，私人的钱很少有途径进入科研领域，应该更多地鼓励国内捐赠，并建立健全机制。”

就美国私人捐赠科研的传统，第一财经记者还特地咨询了著名美国脑科学研究所冷泉港(ColdSpringHarborLab，CSHL)神经科学主席AnthonyZador。Zador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为什么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得到了这项捐赠，很显然美国大学接受私人慈善捐款的历史更为悠久。即便是科学非常发达的欧洲也很难获得如此大规模的捐款。当然英国除外，近20年来，英国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捐助的渠道和传统。”

他补充道：“我必须要说，美国人比中国人更需要私人捐助。虽然这看上去很讽刺，但是要知道中国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是巨额的，但是美国政府(尤其是共和党)根本不会在科研上投钱。过去10年中国在科研经费上的支出增长是显著的，而美国几乎停滞。”他同时介绍称，陈天桥的这项捐赠看似是捐给DavidAnderson教授的，其实根本目的是用来支持脑移植专家RichardAndersen。

由此，仇子龙抛出了一个问题：“我的设想是能不能在国内成立一个相关的基金，或者挂靠在某个机构下，用于吸收民间资金资助，并由国内外优秀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参考国外的模式，科研项目组可以拿这些资助从事神经科学研究，尤其是资助青年人，但是必须每隔几年定期接受专家委员会的审核，如果无法给出满意的研究成果，就自动淘汰。”

仇子龙所说的国外经验，特别指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TheHowardHughesMedicalInstitute，HHMI)。该研究所是美国一个非营利性的医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全美规模最大的私人资金资助生物和医学研究的组织之一。成立至今为止，能够进入的华人研究员不超过10位。

王立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国的索尔克生物研究所(SalkInstituteforBiologicalStudies)和艾伦脑研究所(AllenInstituteforBrainScience)都是国外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借鉴。”

谌小维教授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称：“除了美国，在其他国家，比如德国、以色列等都有大量的私人基金会捐助神经科学。而我国的现行制度很难成立独立的基金会，校友会基本代替了基金会的作用，成为目前接收企业或私人捐助的主要途径。”谌小维教授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其博士期间的工作很大部分由Friedrich-SchiedelStiftung基金会捐助完成。

仇子龙对记者表示，他曾接触过上海市福利基金会下属的雨人公益基金等针对自闭症儿童的资助机构，他认为民间的渠道并没有完全关闭，成立相关的基金会不是没有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没有参考的模式而已。

仇子龙呼吁尽快建立起中国的私人捐赠渠道。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当今中国脑神经科学家是国内朝气蓬勃的一代，完全有能力把私人的钱用好，把钱用好是科研团队成熟的表现。除了国家层面税务的问题，科学家群体自己也要努力，把国内科研体制欠缺的地方补足，对自己负责，加上第三方公开透明的监督，是可以做出一个私人捐助的基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