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禀赋决定了长江经济带有能力当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而“长江经济带+自贸区”的结合，又将在溯江而上的产业转移中改善中国经济布局。

“自贸区是改革开放的龙头和试验田，不是扶贫计划”——自从最初发布上海自贸区计划时起，笔者就持此种看法;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包括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前夕发布的第三批7个自贸区在内，总共11个自贸区中，最大的看点在于“长江经济带+自贸区”，亦即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长江经济带十一省市，与上海、浙江、湖北、重庆、四川五个自贸区的重叠结合。

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不是中央政府一时赋予它的某种政策，而在于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面;自从唐朝中期以来，迄今千年，长江经济带一直是国家最重要财赋、人口重地，在此期间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朝代兴亡、气候变迁(如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的明末小冰期)、整个国家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化社会，都没有改变长江经济带的这一地位，仅此一点就足以表明该区域经济社会自我持续发展的深厚禀赋。

巴蜀一隅之地曾经提供南宋近三分之一财税收入，苏州、松江二府提供了整个大明王朝将近一半的中央财政收入，改革开放前上海长期提供四分之一的中央财政收入;今天，2015年长江经济带GDP达305337.9亿元，占当年全国GDP总量的42.2%，按2015年全年人民币平均汇率1美元兑6.9141元折算，合44161.6亿美元，相当于同年世界第三经济大国日本(41242.11亿美元)与菲律宾(2920亿美元)两国GDP之和。论人均GDP水平，长江经济带的上海、江苏、浙江、湖北、重庆五省市人均GDP超过平均水平，沪苏浙三省市在全国尤其领先，都超过了1万美元大关(参见表)。

从2008年-2015年经济增长实绩来看，除上海因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全国高峰而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在这一时期多数年份GDP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之外，长江经济带其他所有省市在这一时期所有年份GDP增长率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列入第三批自贸区的重庆市，其经济增长率屡次领跑全国。

而且，长江经济带实体经济部门发达，第二产业GDP占全国42.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全国44.4%，第一产业GDP占全国41.6%，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占全国45.7%，进口总额占全国37.5%，意味着该区域有着避免产业空心化、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论及人力资源和软环境，该区域更是千百年来为国家提供了最多的人才，公共服务各方面在全国名列前茅。

经济社会禀赋决定了长江经济带有能力当好改革开放的龙头和试验田，而“长江经济带+自贸区”的结合，又将有助于夯实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溯江而上的产业转移中改善中国经济布局，使之更加均衡。不仅近年来名声在外的重庆，长江中游其他省市承接产业转移的成绩也相当可观，以至于合肥已经超越青岛、顺德而成为全国最大家电生产基地。

需要指出的是，改善国家经济布局，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战略与安全问题。近十年来，由于2002年-2011年间的初级产品呈牛市和国家战略布局等因素，长江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低于其GDP占全国比重，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等指标低于地广人稀的西北地区，以至于江西、安徽等省份某些重要基础设施并不比新疆等西北省区好。

2014年8月，笔者到南昌，然后从南昌赴长沙，惊讶地看到了当时南昌机场和机场高速公路陈旧狭窄，南昌和长沙之间只有绿皮车运行。这种格局延续三五年乃至七八年，问题不大;但倘若长期如此，不仅有损固定资产投资收益率，而且潜藏着对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乃至国家政治统一的潜在威胁。须知，中国之所以能够千百年保持国家统一的传统，非常关键的一条原因就是先人们发展起来了一套“内重外轻、居中守外”的成熟体制，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我对此作了比较详尽的论述;如果这套体制发生颠覆，后果必然也是颠覆性的。

好在经济周期变动、结构演变和国家政策调整正在改变上述情况，长江经济带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逐步赶上了其占全国GDP比重：2014年，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41.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41.4%，后者比前者低0.2个百分点;2015年，长江经济带GDP占全国42.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42.7%，后者比前者高0.5个百分点。相信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则下，这一转变趋势至少还将持续数年。

在“长江经济带+自贸区”的结合中，上海、江苏、浙江要发挥龙头和国际竞争高地的作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六省市则应当做好产业转移和开放经济新局面的文章，湖北、重庆、四川尤其应当在开放经济发展方面闯出新天地。如果说湖北和同在中游的湖南、江西、安徽一样，开放经济重心在于传统外贸商路;那么，重庆、四川可以在开辟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南方丝绸之路上作出更大贡献。四川、重庆不仅仅是面向西南境外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内陆基地，同样比西北省区更有潜力成为面向“一带”的内陆产业基地。

实体经济发展，长江水道在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占有无可替代的地位。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央就提出了“一线一轴”战略构想，其中“一线”指沿海一线，“一轴”即长江。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中下游省市要做好航道整治，位居上游的川、渝两个自贸区则要充分利用三峡物流枢纽的作用，在对外经贸中尤其重要。长江水运历史上一直是巴蜀之地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对外贸易的主通道，2003年6月开始试通航、2004年7月正式通航的三峡双线五级船闸则彻底改变了长江上游水路运输的条件，三峡航道运输量连年成倍增长：

2003年，三峡船闸货运量上行448万吨，下行929万吨，合计1377万吨;2014年提高到上行6137万吨，下行4761万吨，合计10898万吨，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2015年，三峡船闸货运量继续提高到上行6408万吨，下行4649万吨，合计11057万吨;截至9月末，2016年三峡船闸货运量上行4796万吨，下行3966万吨，合计8762万吨。从2003年6月18日至今，三峡船闸货运上行累计48443万吨，下行累计46690万吨，合计95053万吨。

与运输量相比，更为重要的是三峡船闸根本改变了长江上游内河水运的运输方式。

由于三峡船闸使用前三峡航道只能通行1000吨级船舶、3000吨级船队，船闸投入使用后通航最大船舶实载量达到6300吨，这一变化意味着川江航运原来只能运输低价值散货、原料，现在能够通行大吨位集装箱船和汽车滚装船，装运高价值制成品，相应为承接产业转移和提升外贸商品结构创造了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迄今长江中下游消费的进口石油多数依靠从东部沿海港口进口;而年输送量2200万吨的中缅石油管道终点为重庆市，依托三峡物流枢纽，缅甸石油可以供应长江中下游市场。由于目前三峡船闸一年上行货运量超过下行货运量近2000万吨，随着上游产业发展带动下行货运量增长提速，即使船闸不改进，货运量也可以实现较明显增长。相信随着长江经济带规划逐步付诸实施，该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还将持续加快优化。

作者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