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深夜，永安行董事长孙继胜和中介机构争论到半夜，要不要暂缓上市?

这是个艰难的抉择。首次发行上市(IPO)的公司，有太多暂缓后就再也没能发行的案例。而永安行这次，早就被外界热炒为“共享单车第一股”。

半夜里，孙继胜声音沙哑又断断续续，“暂缓吧!”他说。接着，他给股东们一个一个打电话，解释、道歉……

这是一个无眠的夜晚。孙继胜坐在电脑面前，不断刷新闻，市场的反应如何?媒体会怎么报道?

终于，凌晨两点，有了第一个永安行暂缓发行的报道，他很惊讶媒体的速度。

第二天一早，公司管理层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太阳照样升起，常州处在正舒适的春天里，孙继胜又开工了。“我非常痛苦”，孙继胜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

在短短两个小时的面谈中，他多次叹气，每一声，都是长叹。

“我们不是共享单车第一股!”

永安行筹备了数年的上市，却在拿到批文后暂缓，与近期的专利诉讼和媒体质疑有关。

4月17日，顾泰来去苏州法院起诉永安行侵犯其专利，这是在永安行拿到上市批文后第三天，4月18日，又去南京法院起诉。

顾泰来是首批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江苏先联信息创始人。顾泰来所持的发明专利是“一种无固定取还点的自行车租赁运营系统及其方法，它包括用户终端、多台装有车载终端的自行车、运营业务管理平台和车辆搬运系统”，顾泰来称，“如果强行冲关IPO就是所谓的带病上市、绑架股民，很可能对法庭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孙继胜认为，顾泰来的专利范围限于无桩共享单车部分，而这部分业务只占永安行总营收的不到1%，对其影响不大。

而顾泰来认为，不仅是无桩单车，手机扫码的有桩单车也可能涉嫌侵犯其专利权利。由此质疑涉诉专利对应的业务在永安行整体营业收入中占比并非“不到1%”。但智能有桩占营收比例多少尚且不得而知。

孙继胜对经济观察报称：“永安是从2010年投放公共自行车，早于顾泰来2012年的提交专利时间。顾泰来的专利在国外专利库存在，严格意义是无效的。永安的技术路线和方法与顾泰来完全不同。”顾泰来则称，“我的专利是2010年公开的，2013年授权的。”

为打消市场疑虑，永安行在招股意向书中还提出“兜底”条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继胜承诺，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因其产品侵害顾某拥有的发明专利，导致任何费用支出、经济赔偿等损失，孙继胜无条件全额承担赔偿责任，或在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必须先行支付该等费用的情况下，及时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公司给予全额补偿，以保证不因上述费用致使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公司和公司未来上市后的公众股东遭受任何损失。

孙继胜称，和顾泰来没有任何往来，也不是竞争对手，不存在过节。顾泰来也持同一说辞。

永安行一直备受关注，媒体已经认定永安行为“共享单车第一股”，关于专利诉讼的报道铺天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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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是共享单车第一股!”孙继胜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称，这是在永安行还没有暂缓发行的时候。孙继胜认为永安行是一家“未来新经济企业的雏形，结合了‘智能制造+物联网+智慧服务’，将乘着互联网时代的高速列车前进。”

事情逐渐发酵。5月2日，顾泰来向中纪委实名举报证监会，要求暂缓或者暂停永安行IPO事宜。

顾泰来对记者称，“证监会允许永安公司实际控制人以个人承诺书作为担保，准许其带病上市的举措明显违背了证券法的规定……永安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资产状况不明，怎么可能对一个公众融资平台做出保证呢?这明显已经超出了其责任承担能力。目前永安公司涉嫌的侵权范围涉及到其主营业务，当然这最终需要法庭裁决。但证监会如此急不可耐地放行永安公司带病上市的反常举动，使人不得不怀疑其背后存在暗箱操作。这就是我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的原因。”

永安行于5月3日完成初步询价，原计划于2017年5月5日进行网上路演。但5月4日晚，永安行董事长孙继胜和中介机构讨论、争辩到半夜，决定暂停网上路演。IPO进程暂缓。

有桩无桩之争

2015年6月，永安行第一次报送招股书，进入IPO排队期，意欲登陆上交所主板。经过近两年的排队等待，2017年3月，永安行更新招股书。

2016年，自行车行业出现了新鲜血液——共享单车，以摩拜、ofo涌现，各色单车遍及一线城市街头。进入共享单车市场不到两年，摩拜和ofo就成长为独角兽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迄今两家的融资额合计超过10亿美元。共享单车两大巨头像其他行业一样，不可避免地开战，烧钱是很有代表性的表现。2016年12月1日，ofo率先在京沪开战，所有认证用户骑车免费。1月24日，摩拜跟进，在北京开启免费骑行。

永安行正处于IPO排队期，如果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会影响其上市进程，限于证监会对于上市的财务要求，永安行也不便参与烧钱大战。

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少量试点布局无桩共享单车业务，永安行已经投放了成都、昆明、北京、上海、南昌、贵阳等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地方，永安行过往没有开展过有桩共享自行车业务。

永安行仍然以政府付费投资的有桩公共自行车为主要业务，主要覆盖三线及以下城市及周边县、镇区等，来自三线以及市县的收入占发行人总收入的比例达85-90%。共享单车业务2016年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为0.12%。其中，用户付费共享单车业务收入为36.83万元，占总营收的0.05%。

孙继胜在共享单车业务版块的业务目标也是盈利，他投放的车比起摩拜、ofo不算多，也没有补贴，亮点是最早和支付宝合作，免去了押金。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靠押金不算共享单车”。

骑行人数有限，用户骑了共享单车，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的意义何在?政府还有没有必要采购建设?证监会发审委员在永安行上会时也问到关于“共享单车和公司不构成相互替代和直接激烈竞争”的相关风险揭示是否准确、相关信息和风险是否充分披露等问题。

孙继胜并不认为共享单车和有桩公共自行车为竞争关系，“是既竞争又互补的关系”。据他统计的数据，“城市公共自行车的使用量在增加”，他认为这是一种需求唤醒。

他认为，目前从事的由政府付费投资的有桩公共自行车系统业务，是各地政府提供的城市基础设施民生服务，而新兴的用户付费无桩公共自行车即共享单车模式，是一种商业化行为和民间资本对此领域的补充。

在孙继胜眼里，二者存在的差异：首先付费方式不同，公共自行车业务为政府或者相关单位帮助广大骑行者付费，骑行市民免费使用，每年政府为市民节省了大量的出行费用;而共享单车收入来源于骑行者个人付费与公共自行车的惠民特性完全不同。比如苏州，每200-300米一个公共自行车固定桩点借车还车服务点，加之手机扫码租车，“这种既美化城市环境又方便市民的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随借随还有区别吗?”

其次，公共自行车有专人对公共自行车以及其设备设施进行安全维护，而共享单车的损耗率、遗失率以及折旧较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用户范围方面，公共自行车适用于16岁至70岁的广大市民，永安行的系统可对接IC卡、M1 公交卡、市民DESFIRE地铁卡以及手机支付等方式，而新兴的“用户付费”无桩共享单车模式企业的产品由于车辆分布较分散和随机，更适合在一二线大城市的中心区、学校等人口密度较大、人均使用率较高、人员素质较高的地方开展，无桩共享单车不太适用不习惯手机的老年人。

据孙继胜的说法，永安行做过跟踪统计，在上海青浦区永安建设了80个服务站、投放了2000辆公共自行车(扫码租车技术)，正常每天骑行人次在11000次。而摩拜在青浦区也投放了约2000辆共享单车，其连续3天(7：00-21：00)跟踪其中3辆共享单车，平均每辆车骑行为2次左右。“随着没有规划控制的城市共享单车数量的增长与扩散，每辆共享单车的日均骑行次数最终会在2.5次左右，无论是从统计数学还是实际应用统计都是这个结果”，孙继胜称。

对于这一说法，摩拜单车方面称，通过在3天时间内选择某个区域的3辆共享单车，来推断全局的骑行情况，这一推断方式是非常不科学的。青浦属于上海的郊区，骑行数据不能代表整个上海的平均情况。同时，骑行数据受到天气影响很大，三天的数据样本太小，不能代表全局的数据。另外，摩拜单车并未直接在青浦区投放车辆，很多单车是用户从上海其他区域骑过去的，该区域的单车保有量数据也是动态的。

孙继胜会继续保持共享单车版块不亏损的情况下，保持小范围试点，其主要的精力仍然是有桩的公共自行车系统推广与技术创新，如有桩公共自行车增加无桩功能，而共享单车作为有桩的互补。

两次创业

见面时，孙继胜提及暂缓事，苦笑一下，然后低着头，“这是永安行发展过程的一个节点……”。他称“主动暂缓是出于对投资者负责”。

孙继胜年近50岁，双鬓已有白发，穿着淡蓝色衬衫、西装裤、黑色皮鞋，坐姿拘谨，一直保持着端坐，讲到兴起时身体会前倾。

目前他希望法院尽快开庭能给一个说法，“还永安行一个清白”。这段时间，他继续在做业务，“不论上市成不成功企业也会照常经营……我现在非常痛苦、非常疲惫”。

孙继胜是个十分谨慎的人，记者与他发写短信一个多月，才接到他第一个电话，“事情很多，费神费精力”。

面谈的一开始，他说话的语速都很慢，词与词之间会有停顿。

聊完创业经历，谈到自行车这个话题，他仿佛又是另一种状态。

孙继胜毕业于河海大学，学的是自动化的电子仪器以及测量技术，这个学院在常州，主要学习如何制作、测量水电表。1991年毕业的时候，作为当年的优秀毕业生及学生会负责人，他放弃了到国家水利系统的工作机会，去了一个仪表厂--一个常州本地的乡镇集体企业。

为什么放弃了铁饭碗选择了下海呢?孙继胜对经济观察报记者称，“在企业里做些技术创新吧”。

在仪表厂，他从事的工作专业十分对口，工作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实体经济企业在不同的时代都一样生存艰难，1993年，仪表厂经营每况愈下，没有订单、资金链断裂，没过多久，这个工厂倒闭了。这是孙继胜第一份工作。

1994年，年仅26岁的孙继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科新金卡，主营磁卡门锁、IC 卡门锁的制造、加工，靠贷款20万元开始创业。

1997年，孙继胜作为自然人股东、科新金卡作为企业法人创办了第二家公司科新电子锁，这个公司主营业务为酒店、公寓、住宅用户、办公写字楼提供电子门锁，业务涵盖电子门锁系列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安装、售后，主要产品包括酒店电子门锁、门禁、电梯控制器、感应开关等，客户中包括汉庭、北京大学学生公寓、北京前门建国饭店、上海陆家嘴花园等。

尽管如此，直到2015年，科新电子锁的净利润才169万元，总资产为3142万元。孙继胜称，该市场不大。

科新电子锁的业务在不温不火的进行着，孙继胜回忆，2006年-2010年的时候，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爱好打网球和游泳，经常和朋友打球，每逢节假日，都能带家人一起出门旅游，周六周日陪伴家人的时间也很多。

直到2010年，孙继胜创办了永安行。有桩公共自行车需要电子锁，他们感受到自行车市场的机会。

孙继胜看好自行车出行市场，他认为公共自行车作为城市慢行、共享公交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绿色低碳、方便快捷、经济环保等特点，在解决拥堵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市民“最后一公里”的交通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放弃了休闲，陪家人旅游更不现实，一年有300多天在外出差，仅2016年他坐飞机的次数就有260多次，有时一天开车上千公里，拜访4、5个城市。

这一年，他42岁，身体状况已经不如第一次创业。

人到中年重新创业，身边的朋友大多相劝，何必折腾，他苦笑。一开始创办永安行的时候，孙继胜想，如果能公司的年营业收入达五千万元，就非常满意了。现在永安行拿到上市批文，中国的企业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登陆资本市场的只有三千多家。

创业初期，他常到处出差，向政府推广、演说商业模式，但是阻碍很大，因之前的北京奥运会、武汉等地公共自行车失败案例太多了。

杭州是国内较早看好公共自行车的城市。杭州发展公共自行车系统，构建公共交通与自行车换乘(B+R )及停车换乘(P+R)组合交通模式，延伸公交服务，提高了城市公共交通机动性和可达性。据公开资料，杭州公交公司于2008年5月1日起在景区、城北、城西范围内以公交首末站为核心，以名胜区、小区、商家、广场等为结点设多个试点区，并设置62个的租车服务点。一年之后，服务点即达到799个，免费单车总数达到20000辆。市民1小时之内骑车为免费。

杭州的成功试点和政府的支持，振奋了孙继胜推广公共自行车的信心。

2011年是最艰难的时刻，这一年，永安行承接了南通、绍兴、昆山、吴江、常熟等地公共自行车项目。

“员工对我肯定是很失望的”

政策的春风不断吹拂，永安行的业务随之扩展。

截止2016年底，中国共有超过400个市、县配备公共自行车系统，其中永安系统覆盖的市县为210个左右，分布在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永安行累计建设约3.2万个公共自行车站点，投放约89万套公共自行车锁车器设备，骑行会员已达约2000万人。其中，线上平台注册会员(永安行平台会员)达750万人左右 (截至2016年底)，2016年为全国会员提供了超7.5亿次的出行服务。

上述合同金额约30亿元 (大多为政府连续五年平均支付)，这一存量即可为永安行2017年带来保底6亿元左右的运营业务收入。

他认为，“自行车市场还未饱和，公司还大有可为”。据他测算，较为完备的公共自行车体系，一个常住人口300 万以上的城市公共自行车数量可达3万辆以上，站点1000个以上;一常住人口100万以上的市县公共自行车数量可达2万辆以上，站点600个以上。尚未饱和的市场为后续公共自行车系统扩建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他想进入三线城市以下的市场。还正在尝试共享电单车，“有桩是我们的优势，可以在桩充电”。

永安行每年平均新增员工近1000人。2014年~2016年，永安行的在职员工人数分别为2713人、3692人和4665人。高中及以下学历人数为3481人，占员工总数的75%，年龄在41-50岁的人占公司总员工的34%。孙继胜感觉压力山大。

何时重启IPO?孙继胜没有给出答案。

“员工对我肯定是很失望的”，孙继胜低下头，反复强调，“这是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