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坊、北海、南宁、南京、武汉、长沙、南昌、贵阳、合肥、西安、桂林,目前这11座城市都被扣上了一顶不光彩的“帽子”,而且这顶“帽子”很可能一戴就是一年。

事情要从4月初说起,上述11个城市在两个月前被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划分为“2018年传销重点整治城市”。

毫无疑问,这些城市无一不想摘掉这顶“帽子”。政知见盘点发现,这些城市在过去的2个月中全部采取了针对性措施。

然而传销之所以屡禁不止,自然有其难治理的所在,有的传销人员甚至造就了城市的“繁荣”。

还有特别“黑色幽默”的一点是,上述11个城市中,有的甚至已经评上了地方的“无传销城市”称号。

不过,即便如此,各地在治理的过程中,依然积攒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措施,需要各地共同发力、提高警惕,才能从根本上打击传销组织。否则,还会有更多需要治理的城市涌现。

传销阻击战集中打响

被评为传销重点整治城市后,上述城市迅速展开行动,先来看看这些城市“摘帽”的措施:

广西北海:抓获199人

5月3日起,北海开展为期3个月的打击传销专项行动。3日当天,北海市公安、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对一起特大传销专案进行收网,共出动执法人员1200人,抓获涉嫌传销组织者199人,现场收缴现金74.9万元,查扣车辆49台,冻结金额1439万元。

陕西西安:专项执法行动持续至年底

西安市政府发布的《西安市打击传销专项执法行动实施方案》中,决定从5月1日至12月31日在全市范围内集中整治传销活动相对集中、传销人员聚集多、群众举报和社会反映突出的重点区域,确保年底摘掉全国传销重点整治城市的“帽子”。

江苏南京:栖霞9个街道实现“零传销”

4月19日,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通报,经过1年7个月的治理,辖区内藏身保障房、群租房中的传销组织已经全部取缔,9个街道均实现“零传销”。在此之前,栖霞区是南京市的“传销重灾区”,一度聚集上万名传销人员。

栖霞区以各街道、各社区为单位,建立“租户大数据”信息库,由社工、流动人口协管员、社区民警、物业管理人员对辖区内每一栋楼、每一户出租户每个月上门检查一次,出租户入住信息每个月更新一次。

经过盘点,在被评为传销重点整治城市后,这11个城市均已打响了传销阻击战。

获得“无传销城市”称号后再上“黑名单”

在这些传销重点整治城市中,政知见发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其中一些城市其实已经获得或正在申报“无传销城市”称号。

光明网对此曾刊发评论指出,就在这次重点整治城市名单公布的前一天,合肥市提交了“2017 年度安徽省无传销城市”的申报材料。另外,南宁市、北海市、桂林市都于去年被评上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无传销城市”,不想在今年却被列入重点整治对象。在光明网的评论中,这被视为“黑色幽默”。

查阅已有报道可以看出,上述城市去年的打击传销力度并不低,也取得了不错效果。可为什么传销屡打不尽,如今又卷土重来?政知君对多次深入各地传销组织救人的“反传一哥”张柏松进行了专访。

张柏松(右一)

张柏松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这批重点城市里,只有广西有多达3个城市“入选”。

“‘1040’传销组织正发源于广西,目前北海市的传销人员,基本都属于这个组织。这些传销人员已经大面积地扎根在北海,整治难度确实很大。”他告诉政知君,网上流传的“北海市的10个人里有5个就和传销有关系”并不是玩笑。

“现在的北海市外地人很多,如果把涉传销人士全部清退赶出北海,那么北海或将变成一座空城”,张柏松称。

此前北海市也采取过力度很大的打击行动,清走了一大批传销人员。可这却造成了出租车无客可拉、饭店门可罗雀的凋敝景象,甚至导致出租车司机到市政府门口抗议。

“再加上这些传销人员也不会打砸抢,公安机关确实也不好管。另外,多数传销人员实际上都是受到蛊惑的受害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接受批评教育后出来还会接着做‘老本行’。”张柏松说。

改建城中村,倒逼传销转移

当然,也有整治效果显著的案例。

张柏松是河北廊坊人,他向政知见透露,此前廊坊市的传销确实可以用泛滥来形容,但是近一年已经好了很多。而他把这样的成果归功到了拆迁上。他表示,这和传销人员的行为特点分不开。

“传销人员多数都会选择住在类似于城中村的区域,这里多是居住成本低、闲散人员多的‘三不管’地区”,张柏松说。

资料图片：2014年5月8日山西大同“重拳”打击非法传销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京津冀地区持续走热的房地产市场,廊坊的“城中村”越来越少,很多已经拆迁重修。也正因为缺少栖身之所,以往盘踞在廊坊市的传销组织近一年大有转移之势。

政知君注意到,清理传销组织的栖身之所这一“釜底抽薪”之举,已经被很多城市采纳并推广。官方报道中,廊坊市把开展“无传销社区(村)”创建活动作为打击整治聚集式传销行之有效的方法,加强对房屋出租、宾馆酒店等的检查和管理,实行群防群控、齐抓共管。

不难理解,城市被“网格化”后,以具体社区为单位进行整治排查,有助让传销组织无处“落地”。

类似“属地管理”的整治政策同样在其他几座城市开展,政知君盘点发现,廊坊、合肥、南京、桂林等许多城市都已经将“无传销社区”的打造作为传销整治的重要依托,对传销组织的清查现在已经瞄准了其栖身之地。

资料图片

需要警惕的是,这些重点城市加大力度整治固然会让本地的传销组织“外逃”,但由于这些人员的顽固性,其他城市便有可能成为他们下一个目的地。

张柏松告诉政知见,据他观察,廊坊的传销人员目前大多转移到了河北沧州。

他的观察不无道理,政知见注意到,沧州市并没有被列为重点整治城市,但在5月30日,沧州市政府召开了打击传销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会议。会上公布了沧州市房屋租赁防止传销办法,该办法规定,房屋租赁按照“属地管理”“谁出租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房屋出租人需对承租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或者主要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并于3日内到当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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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遇难

事实上，相较于对传销骨干的打击，底层传销人员治理问题更让一线民警犯难。

在打传一线奋战10多年，武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汉南区)公安分局沌阳派出所副所长陈勇对此深有感触。

“对待传销骨干，我们可以逮捕他们，可以依法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但对那些底层传销人员，现有法律并未作出明确处罚措施，我们只能抓捕教育再遣返，让他们以后不敢来我们这个地方，至于其他的，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陈勇说。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对组织者、领导者应予立案追诉。

“这个法律条文定罪门槛较高，惩罚力度偏低，且对参与传销的底层人员缺乏相关的惩处规定，具体操作起来比较困难。”李旭说，认定为传销组织者、领导者需要有30个下线，在实践中操作难度也很大。

取证难，是打击传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反传人士告诉记者，现在的传销都不传产品，由于没有实物，取证就比较困难；针对跨地域的传销，由于缺少联动机制，处理起来更加困难。

“我们发现在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受害人报案时，工商推公安，公安推工商，大家互相推诿、相互扯皮的现象。”该人士直言。

此外，网上传销的兴起也给打击传销带来新的挑战。

李旭介绍，随着政府打击力度不断加大，异地拉人头的传统传销呈下降趋势，越来越多的传销组织转战互联网，通过微信、贴吧等互联网平台跨地域传播，给传销治理工作带来新挑战。

反传教育

课桌上，“珍爱生命 远离传销 珍爱亲情 拒绝传销”“1040工程就是大骗局”几行大字格外显眼；课桌旁，20余名涉传销人员正在认真学习打击传销宣传手册……

2017年11月下旬，针对传销人员遣返后“回流”、教育效果有限的实际情况，洪山区打传办联合区公安、工商及质监等单位联合建立起反传销教育基地，邀请专家、社区民警等为传销人员授课，进行“反洗脑”宣传，帮助他们认清传销本质。

记者了解到，打击传销窝点后，打传工作人员会将涉传销下线人员统一送至反传销教育基地。传销人员自愿签订《权利义务签收书》后即可接受24至48小时的学习帮扶教育。

一名1994年出生的大学生，受朋友蒙骗到武汉洪山区参加传销活动。洪山区打传专班在组织清查行动时将其查获，后将他送至反传销教育基地接受“反洗脑”。

“以前以为限制成员人身自由、敲诈勒索才是传销，没想到洗脑式宣传也会让人误入歧途，我差一点就投钱了。”这名大学生在学习后的心得体会里写到。

鲁立东告诉记者，在以往打击传销工作中，对传销下线人员多采取口头教育后遣返的方式，但这些涉传销人员并未真正认识到传销危害，往往会“回流”或者到其他地方继续从事传销活动。

“传销组织通过洗脑方式拉人头参与传销。我们在打击传销后建立反传销教育基地，旨在对清查发现的涉传销人员进行‘反洗脑’,动摇传销组织团伙的下线人员。”鲁立东说。

洪山区反传销教育基地负责人熊斌介绍，基地成立以来，已累计教育遣返110批次2000余人。

“基地成立初期，多时一天有140余名涉传人员，得分批安排教育。”熊斌说，随着打击传销工作的深入推进，传销人员数量明显减少，“回流”现象得到较好控制。

强化立法

在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万仁德看来，传销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损己利人的行为，是对人及其所遵循的社会规范的异化。

“尽管政府对传销进行广泛宣传、打击，但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收到社会和媒体传递的正面信息，许多人依旧被蒙蔽。”万仁德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在校大学生被骗参与传销，万仁德建议在加大打击力度同时，提升宣传精准度，要让在校学生多与社会良性互动，丰富他们的社会知识和阅历，而不是单纯知识学习。

接受记者采访时，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刑法学教授邓小刚指出，打击传销关键在于加强刑事立法。

“我国关于传销的立法仍比较滞后，特别是网络立法方面，还存在一定盲区。”邓小刚说。

针对传销行为屡禁不止难题，李旭则建议加大惩处力度，对传销集团骨干分子，处理时要降低立案标准及证据规格；对底层传销人员，要采取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方式，特别是对屡教不改者，可以采取行政拘留或罚款等措施，增加其违法犯罪成本。

李旭还指出，打击传销应当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加强地区间、部门间的协调联动，同时加大官方与民间的合作，充分发挥民间反传销组织的作用。

“如果这个地方打击厉害，传销组织就会转移，从一个城市搬到另外一个城市，这样的话全国很难形成合力。”李旭说，现在传销组织洗脑手段不断升级，政府打击传销的手段也需要升级换代。（来源：政知见、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