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的南北差异和由此产生的问题

屈指计算，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起点的中国改革，很快就要走过第三十八个年头了。走到这一步，每一个中国改革的过来人，也许都会像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一样，不由得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三十八年的人生岁月弹指而过，三十八年的历史巨变尽在眼前：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国力增强了。人民收入增加了，人民生活改善了。一座座现代都市拔地而起，一栋栋高楼大厦擎天而立。一条条高速公路扑面而来，一趟趟高速列车乘风而去。中国制造雄踞世界东方，中国产品扬名全球市场。中国游客踏遍五洲四海，中国国旗席卷北极南极。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入水，飞鲨破浪。看到这一切，每一个中国改革的过来人，也许又会像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一样，情不自禁的高声吟咏：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然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这一切。除了这一切，我们还会看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他们不仅富得惊人，而且富得可怕。他们所拥有的私人财富不仅远远超过了其他人，而且并非人人来源于劳动致富和遵纪守法。正是在这种致富方式的影响下，虽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是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却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改革效果。中国改革不是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一条符合社会主义理想的、能够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是出人意料地走上了一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污染不断增加、腐败分子不断滋生的道路。面对这些令人担忧的社会现象，面对正在误入歧途的中国改革，每一个中国改革的过来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像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一样，尽情抒发自己的胜利豪情：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中国改革怎么了?为什么在产生大量正面效应的同时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为什么在使人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又使人感到心灰意冷?究竟是什么东西挡住了中国改革的前脚，使中国改革不能朝着正确方向大步迈进?究竟是什么东西拖住了中国改革的后腿，使中国改革不能沿着正确路线继续前行?打开一幅中国地图，我们也许可以从中找到答案。在这幅中国地图上，中国南北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似乎已经变成了中国改革的经济地理分界线。在中国南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已经大幅度减少，市场已经初步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北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尚未大幅度减少，市场尚未初步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南方，国有企业歧视和排斥民营企业的现象已经大幅度减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初步形成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在中国北方，国有企业歧视和排斥民营企业的现象尚未大幅度减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尚未初步形成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在中国南方，人们既能看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污染不断增加、腐败分子不断滋生的现象，也能看到致富机会大量存在、环保产业迅速发展、腐败土壤日益减少的现象。在中国北方，人们只能看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环境污染不断增加、腐败分子不断滋生的现象，不能看到致富机会大量存在、环保产业迅速发展、腐败土壤日益减少的现象。虽然中国改革在国内所有地区都产生了大量的正面效应，但是在中国南方产生的正面效应比在中国北方产生的正面效应更加使人感到欢欣鼓舞。虽然中国改革在国内所有地区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但是在中国北方产生的负面效应比在中国南方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使人感到心灰意冷。

那么，中国改革的南北差异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中国的工业布局说起。中国的工业布局具有北重南轻的特点。所谓北重南轻，就是中国北方重工业比重较高、中国南方轻工业比重较高的现象。这种工业布局的形成既有自然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从自然原因来看，中国的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而不是中国南方。因此，中国北方比中国南方更加有利于发展重工业。从历史原因来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最早的兵工厂、冶炼厂、矿山采掘等重工业，就已经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运动发起人主政的中国北方各省市纷纷出现。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掠夺中国资源的目的，也曾在中国东北地区步北洋军阀张作霖的后尘大力发展重工业。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长期将东南沿海地区视为对敌斗争前线，所以又制定了在这一地区主要发展轻工业而不是重工业的战略方针。一五计划的五十六个重点项目，基本上都部署在东北、华北、华中等北方地区。这些重点项目的建成投产，不仅奠定了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基础，而且进一步强化了北重南轻的工业发展趋势。

由于发展重工业比发展轻工业具有更多的计划性，所以中国工业布局的特点必然会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这个重要影响就是：中国的计划经济在中国北方比在中国南方发展得更加完善。这样一来，中国的计划经济就具有了北强南弱的特点。所谓北强南弱，就是中国北方计划经济力量较强、中国南方计划经济力量较弱的现象。由于中国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所以中国计划经济的特点必然会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产生重要影响。这个重要影响就是：中国的改革进程在中国北方比在中国南方遇到了更大的改革阻力。这样一来，中国的改革进程就具有了北慢南快的特点。所谓北慢南快，就是中国北方的改革进程发展较慢、中国南方的改革进程发展较快的现象。由此可见，中国工业布局的特点决定了中国计划经济的特点，中国计划经济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改革进程的特点。中国改革的南北差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改革的南北差异形成了中国改革的两种现状。从中国南方看中国改革，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只要通过个人努力，其他人还有富起来的机会。虽然劳动致富不是唯一存在的致富方式，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劳动致富仍然是一条十分有效的致富途径。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都对中国改革充满信心。从中国北方看中国改革，负面效应大于正面效应。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每个人都有富起来的强烈愿望，但是除了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富起来的机会却十分渺茫。虽然每一个先富起来的人都在大肆宣称劳动致富，但是除了那些极少数的幸运者，这条唯一合法的致富道路却往往此路不通。由于这个原因，很多人都对中国改革感到失望。

中国改革的两种现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改革阻力。这股强大的改革阻力，正在悄然无声地从北到南席卷中国大地，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虽然中国改革过去也有改革阻力，但是过去的改革阻力与现在大不一样。过去的改革阻力很小，想改什么就可以把什么改过来。改革方案实施之后，新事物就会随之产生，旧事物就会随之消失，改革就会变成新旧事物的分界线。现在的改革阻力很大，想改什么未必能把什么改过来。改革方案实施之后，新事物可能会随之产生，旧事物却不会随之消失。旧事物不仅不会随之消失，而且会钻进新事物之中，以新事物的面目重新出现。这样一来，改革就不再是新旧事物的分界线了，改革就变成新旧事物的大杂烩了。改革的结果不是以新换旧，而是以旧乱新。改革阻力由小变大，改革成果由大变小，究其原因，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一方面抓住那些来源于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权力不放，另一方面又在利用发展市场经济的机会进行权力寻租，试图为自己谋取更多既得利益的社会集团。构成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既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又是一部分通过非法手段或貌似合法手段的非法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从这些人来看，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不仅意味着中国改革在收入分配改革上出现了严重失误，而且意味着中国改革已经进入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决战阶段。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是一伙打着市场经济旗号出现的计划经济残余势力。这伙打着市场经济旗号出现的计划经济残余势力就是改革阻力的幕后推手。他们不仅试图阻碍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试图让计划经济卷土重来。虽然既得利益集团的根基远在中国北方，但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触角早已从中国北方伸向中国南方。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下，中国改革逐渐形成了一种利益固化的负面效应。无论怎样进行改革，原有的经济利益关系都会重新出现，社会上升通道都不会因此变得畅通无阻，底层人口的生活状况都不会因此发生明显变化。富者恒富，贫者恒贫。尊者恒尊，卑者恒卑。以不变应万变，万变不离其宗。死猪不怕开水烫，破鼓不怕万人捶。这种利益固化的负面效应，不仅使中国改革难以产生应有的改革成果，而且使中国改革不断付出重复改革的代价。例如，国企改革改了多少遍?产权不清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不仅国企改革，许多其他领域的改革也是如此。每次改革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相同的问题，每次改革所要解决的相同问题又都没有真正得到解决。

中国改革怎么办?是继续在这样的改革道路上走下去?还是走上一条重振雄风的改革道路?不管我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都必须首先倾听一下人民群众的声音。因为，人民群众早已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想当年，中国改革方兴未艾，人民群众喜大普奔。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在热情洋溢地谈论改革，人们都把自己的未来希望寄托于改革。看现在，中国改革步履沉重，人民群众思想混乱。在国内某些地区，不仅已经很少有人把自己的未来希望寄托于改革，而且批评和指责改革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多。

人民群众的回答告诉我们：中国改革的社会基础在国内某些地区已经发生了动摇!中国改革在国内某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信任危机!!中国改革正在陷入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低潮!!!

下决心打一场有进无退的中国改革大决战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六十七年前，两个中国曾在长江边上相互对峙。六十七年后，两个中国又一次在长江边上相互对峙。六十七年前，是推动革命的中国北方面对阻碍革命的中国南方。六十七年后，是推动改革的中国南方面对阻碍改革的中国北方。虽然时过境迁，中国南北的历史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一如既往，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未发生任何改变。

我们是像六十七年前的毛泽东一样，驱动百万雄师，越过长江天堑，一举完成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还是驻足长江，止步不前，将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付之东流?如果我们选择后者而不是选择前者，我们不仅无法最终完成中国的改革大业，而且迟早都会使中国改革走上不进则退的回头路!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在中国改革第一次陷入低潮的时候，八十八岁高龄的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不顾年老体衰的困扰，毅然决然地离开北京，踏上了一次震撼中国的南巡之旅。他途径武汉、广州、深圳、上海等地。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讲，一路为遍布中国南方的中国改革开拓者们鼓掌叫好!邓小平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他早已为我们拟定了一条中国改革路线图。这条中国改革路线图就是：先把中国南方建成中国改革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再从南向北逐步推进中国的改革进程，然后选择某个有利时机最终完成让南方经济统一中国的改革大业。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衫。

邓小平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时至今日，中国改革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已经在中国南方建立起来了，中国改革的北伐大军已经在中国南方集结起来了，让南方经济统一中国的有利时机已经来到了，邓小平留下的未竟事业已经成功在望了。但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就是我们的改革决心。我们要下决心打一场有进无退的中国改革大决战!我们要在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的指挥下，吹响经济北伐的改革号角，一举完成让南方经济统一中国的改革大业!

经济北伐，这个中国改革的大胆设想，不是来源于毫无根据的头脑风暴，而是来源于早有先例的历史事实。自从中国改革开始以来，在中国大地上至少已经发生过两次经济北伐。第一次经济北伐发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时，在商品供给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来自中国北方的个体商贩纷纷涌到中国南方，将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南方的国外商品贩运到中国北方。这次经济北伐不仅使中国北方第一次感受到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而且使中国北方的计划经济第一次受到了严重冲击。第二次经济北伐发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时，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国北方纷纷派遣各级领导干部到中国南方参观学习，并在本地区应用推广中国南方的改革开放经验。这次经济北伐不仅使中国北方迅速走上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且使中国北方的计划经济不得不忍气吞声低头让路。这两次经济北伐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于：第一次经济北伐是一次由个体商贩自发组织的经济北伐。第二次经济北伐是一次由邓小平亲自指挥的经济北伐。两者的联系在于：无论第一次经济北伐还是第二次经济北伐，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消除中国改革的南北差异，促使中国北方跟上中国南方的改革步伐。

虽然经济北伐早有历史先例，但是经济北伐又必须另辟蹊径。因为，经济北伐的历史先例告诉我们：计划经济在中国北方根深蒂固。它像一道高耸于市场经济面前的防波提，单凭市场经济浪潮的一次又一次冲击，是不可能使它永远葬身海底的。只有让市场经济浪潮漫过这道防波提，才能使它永远葬身海底。因此，两次经济北伐未能大获全胜，不是由于中国北方的计划经济过分强大，而是由于中国南方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强大。虽然上述问题的产生根源来自于中国北方，但是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法却不是掌握在中国北方手里，而是掌握在中国南方手里。那么，中国南方到底有哪些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呢?

正人先正己，伐人先自伐。

我们应当看到：虽然中国南方的改革步伐比中国北方要快一些，但是这种改革步伐还不够快，还远远不能满足本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改革需要。虽然中国南方的市场经济比中国北方更加发达，但是这种市场经济并未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计划经济在许多经济领域特别是城市建设领域中仍然大行其道。中国南方如果不能彻底肃清计划经济的影响，经济北伐就永无成功希望!那么，中国南方怎样才能彻底肃清计划经济的影响呢?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来看，计划经济从兴旺走向衰亡的过程，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具有密切联系。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又与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经济自主权具有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经济自主权越多，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就越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计划经济的衰亡速度就越快。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经济自主权越少，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就越低;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越低，计划经济的衰亡速度就越慢。中国南方要想彻底肃清计划经济的影响，就必须在本地区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本地区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在本地区进一步扩大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有的经济自主权。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因此，经济北伐必须分三步走。

第一步，借鉴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及有关西方国家的地方自治经验，在中国南方建立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具体做法是：第一，将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的、涉及地方事务的经济立法权全部下放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有关政府机构有权依据中国宪法，自行制定、颁布和实施适用于本地区的经济法规。第二，将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的、涉及人民生活的经济立法权全部下放给本地居民。地方政府在自行制定、颁布和实施适用于本地区的经济法规之前，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征求本地居民的意见。对于那些涉及人民生活的经济法规，必须在进行公民投票之后方可根据多数意见做出最终决定。

第二步，在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取得成功经验之后，将这一改革措施逐步从中国南方推向中国北方。具体做法是：第一，在中国南方不断扩大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的规模。先建立市级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再建立省级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第二，在中国北方不断扩大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的影响。中国北方应派遣各级领导干部到中国南方的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挂职学习，学习结束之后应在本地区应用推广中国南方的经济自治改革经验。第三，无论在中国南方还是在中国北方，经济自治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都是为了形成一个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负其责、广大人民群众自主决策的经济运行过程，而不是为了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因此，经济自治改革不能涉及政治内容，更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我们应当通过经济自治改革，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管理权力高度集中、经济管理权力充分下放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第三步，根据经济自治改革试验区所提出的改革需要，重新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力。具体做法是：第一，中央政府只能拥有涉及全国事务的经济管理权力，不能拥有涉及地方事务的经济管理权力。第二，地方政府只能拥有涉及地方事务的经济管理权力，不能拥有涉及全国事务的经济管理权力。第三，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不仅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使经济管理权力，而且必须通过各种市场杠杆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行使经济管理权力，以便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于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作用。

不忘初心，方成始终。

经济北伐的核心内容是下放经济管理权力。不仅要把经济管理权力从中央政府下放到地方政府，而且要把经济管理权力从地方政府下放到本地居民。因此，经济北伐是一次经济管理权力的权力再分配。由于这种权力再分配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因此，经济北伐的成败取决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究竟站在哪一边?是站在既得利益集团一边?还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毫无疑问，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手中的经济管理权力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给的，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给的。在需要发展计划经济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把经济自主权义无反顾地交给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需要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责无旁贷地把经济自主权还给广大人民群众呢?为民掌权和还权于民，这两句话的关键词是一个民字，而不是一个权字。既然这两句话的关键词是一个民字，无论为民掌权还是还权于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都不应当心存顾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都一定要乐于从命!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广大人民群众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掌权，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大公无私地为民掌权。广大人民群众需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权于民，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公私分明地还权于民。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绝对没有任何与此不同的最高利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各级领导干部，不是为了当官，不是为了利用手中的权力作威作福，而是为了完成广大人民群众赋予的革命任务和改革任务。只要牢记这一点，即使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即使改革改到了自己身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也会心甘情愿奋勇直前!只要牢记这一点，既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完不成的革命任务，也没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完不成的改革任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将会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坚持先经后政的中国改革既定方针不动摇

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就指出：中国改革有两个重要任务。一个重要任务是经济体制改革，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将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加强现有政治体制的民主和法治建设。虽然这两个重要任务都需要完成，但是这两个重要任务却不可能同时进行。如果这两项改革任务同时进行，势必顾此失彼事倍功半。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推动生产力发展，又由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改革始终采取了先经后政的既定方针。所谓先经后政，就是首先集中力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然后再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这一既定方针是否正确呢?

有人认为，这一既定方针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不正确的。现在，经济体制改革遇到了越来越大的改革阻力，已经很难继续向前推进了。由于这种越来越大的改革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又来自于现有政治体制的不完善，所以现在必须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前面了。

还有人认为，这一既定方针过去就是不正确的，现在就更不正确了。因为，西方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只是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进行过什么经济体制改革。这一历史事实表明：只要完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也就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既然中国改革也是一种现代化进程，中国也应当像西方国家一样，只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不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这两种说法对中国改革既定方针的评价有所不同，但是这两种说法对当前中国改革形势的判断却完全相同。这个判断就是：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了。那么，中国改革是否已经到了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呢?显然，这个问题是一个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只有在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回答另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指出：当经济体制改革遇到困难的时候，许多人之所以会把希望的目光投向政治体制改革，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具有一种经济体制改革不具有的特殊性质。但是，这种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过分信任，却来源于一种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极端无知。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种民主改革。这种民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将人治民主转变成为法治民主。所谓人治民主，就是以某个领导干部自发形成的个人品质作为产生基础的民主。所谓法治民主，就是以所有领导干部必须遵循的法律制度作为产生基础的民主。那么，我们到底需要做些什么事情才能实现这种民主改革的最终目标呢?从中国国情来看，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能行吗?显然是不行的。因为，法治民主通常具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表现形式是实体民主。所谓实体民主，就是以实体活动的自由和平等作为产生基础的法治民主。所谓实体活动，就是与某个活动主体的物质变换和能量变换有关的活动过程。第二种表现形式是程序民主。所谓程序民主，就是以程序活动的自由和平等作为产生基础的法治民主。所谓程序活动，就是与某个活动主体的地位变换和作用变换有关的活动过程。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的区别在于：从实体民主来看，由于实体活动主要来源于社会成员的各种经济活动，所以实体民主的形成有利于实现经济民主。所谓经济民主，就是以经济活动的自由和平等作为产生基础的法治民主。由于实体民主的形成有利于实现经济民主，所以实体民主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将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这个将计划经济转变成为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体制改革。从程序民主来看，由于程序活动主要来源于社会成员的各种政治活动，所以程序民主的形成有利于实现政治民主。所谓政治民主，就是以政治活动的自由和平等作为产生基础的法治民主。由于程序民主的形成有利于实现政治民主，所以程序民主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加强现有政治体制的民主和法治建设的的改革过程，这个加强现有政治体制的民主和法治建设的改革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两者的联系在于：实体民主是程序民主的产生基础，程序民主是实体民主的发展方向。法治民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从实体民主走向程序民主的社会发展过程。这个不断从实体民主走向程序民主的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从经济体制改革走向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过程。

由此可见，虽然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种民主改革，但是民主改革并非政治体制改革的专利。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种民主改革。这两种民主改革的区别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程序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政治民主，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实体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经济民主。这两种民主改革的联系在于：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民主改革的性质，所以中国改革实际上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改革。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改革的产生原因，来自于一种从未出现在西方国家的特殊国情。西方国家在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早已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虽然尚未通过程序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政治民主，但是早已通过实体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了经济民主。因此，西方国家既没有必要把民主改革分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必要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在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从未在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过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通过程序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政治民主，而且也没有通过实体民主的形成过程实现经济民主。因此，中国不仅有必要将民主改革分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有必要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由此可见，虽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民主改革经验，但是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改革经验。因为，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历史背景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中国改革之所以采取先经后政的既定方针，是由于中国必须首先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还清缺乏实体民主的历史欠账。这个历史欠账一天还不清，中国就一天不具备立即停止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条件，中国就一天不具备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基础。因此，先经后政的中国改革既定方针是正确的。不管中国改革出现了什么问题，不管中国改革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都必须坚持先经后政的中国改革既定方针不动摇。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成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成功，中国的民主改革才能成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从此畅通无阻，中国才能踏上全面赶超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中国梦!

由此可见，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是应当到此为止，不是应当停下来，更不是应当掉头往回走，而是应当加快!加快!!再加快!!!因为，广大人民群众留给我们的改革时间已经不多了，广大人民群众是不会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年复一年地等待下去的。各种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某些不满情绪兴风作浪，试图在中国重演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必须不断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我们绝对不能被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所吓倒。我们要解放思想放下包袱，迈开大步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水区迅速挺进，把高度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中的经济管理权力，变成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合法拥有的经济自主权，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在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下参加各种经济活动，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享受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谁胜谁负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我们才能将计划经济送入历史博物馆，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才能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经济体制改革才能退出我们的视野，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登上中国改革的历史舞台，一个期待已久的、更加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才能到来!作者：王海东

注：本文写作过程中，南开大学李罗力教授、唐杰教授和平安集团高级顾问王骥先生，都与本人进行了多次深入和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意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此文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在这里再次对李罗力、唐杰、王骥先生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