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成(作者为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2017年以来，各项经济指标均显示中国经济延续了2016年四季度以来的企稳回暖态势，包括企业界、消费者以及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对2017年经济形势的乐观程度在提升。2017年经济的良好开局，促进中国经济步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间窗口，时机稍纵即逝，我们需要顺势而为，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力度，使改革与转型升级、经济内生动力增强、经济运行稳定性进一步提高这样一个正反馈机制得以确立。

首先，经济的良好开局，为实现全年6.5%的增长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加快转型升级赢得了难得的机遇。从未来经济走势看，二季度有望延续一季度增长的惯性，增速高于全年6.5%的预期目标。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可能会加大，一是受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及同比基数抬高的影响，出口可能有一定的回落;二是一线及部分热点二线城市房地产调控对经济的传导影响开始显现，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压力可能加大，对经济产生一定的拖累;三是PPI已经积累了不小的涨幅，可能会见顶回落，价格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企业信心;四是受小汽车购置税减半等因素影响，去年下半年汽车产销出现快速增长，今年下半年汽车产销明显回落的可能性较大。不过尽管如此，由于有比较强劲的基础设施投资支撑，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支持，有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经济增长也不大可能出现大的下滑，上半年和下半年平均起来，实现全年预期目标把握较大。这客观上降低了稳增长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之间协调的难度，或者更准确地说为后者提供了更大的腾挪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系列外部环境的变化也要求我们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一是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更加显著，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发展，迫切需要取得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以增强社会信心，从而让绿色发展真正成为习惯，而不仅仅是口号。二是国际贸易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工成本的持续上升正在削弱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016年的人民币贬值只是暂时缓解了这一现象，但没有扭转这一趋势;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变化从设想到落地实施会有一段时间，很大可能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三是金融风险依然在不断积累，2017年经济的良好开局与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有关，短时间出现企业杠杆率下降的现象，但价格上涨带来的杆杠率下降与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内生动力增强促进的企业杠杆率下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旦价格出现波动，风险又会重现，甚至会更加严重。楼市泡沫风险是在非常特殊的行政手段干预下被短时间控制住了，但由于过去近20年形成的上涨—调控—再上涨—再调控已经近乎固化了社会这样一种循环预期，泡沫风险并未远去，而是被雪藏，一旦时机成熟还是有可能被引爆。

因此，要珍惜当前这来之不易、稍纵即逝的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间窗口，从多方面加大供给侧改革力度。这就好比一辆车，有很多毛病，不抓紧抢修可能会出现大的事故，但是如果正在上坡，也只能使劲踩油门上去再说。而今天这辆车已经驶上一段平路，即使不踩油门也不会有大的下滑风险，正好可以赶紧修车。

为此，首先要加深对经济新常态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对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的容忍度，为改革和转型拓展更大的腾挪空间。那些认为中国仍然需要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的观点，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比如保证就业的稳定;比如维持政府财力的增长，确保公共支出有足够的弹药;比如实现增长性效益避免相关金融风险的产生等等。那么目前来看，上述维持相对较高增长的理由是否发生变化了呢?

第一，看就业形势。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一直处于持续的温和下行的过程中，但并未出现金融危机期间所发生的较大面积的失业现象。其实，2016年以来，调查失业率甚至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今年一季度继续延续这样一个趋势。这里有服务业比重扩大对就业吸纳能力增强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口从2012年开始已经在发生本质的变化，每年劳动人口减少差不多300多万人，2015年减少了近500万人，这一趋势还在延续。因此，我们不能用过去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对今天的经济增长提出要求。事实上，由于劳动人口每年绝对减少数百万人，就业问题主要集中在城镇化过程中新增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每年新增城镇人口大体在2000万上下，变化不大，并不是持续增长，那么对应到GDP上，应该关注的是GDP增量而不是增速。2016年GDP增量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首次突破4万亿元，超过前期高点2010年。从目前形势看，2017年实现经济增长6.5%的目标把握较大，届时GDP增量可望接近4.2万亿(2010年不变价)，完全可以满足新增就业需求。以此类推，如果2018年经济依然保持这样一个经济增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增量进一步提高到4.3万亿左右，经济增长率只需要6.3%就可以实现。

第二，看政府财力的增长。由于长期以来政府支出盘子较大，增长较快，对经济的较快增长产生依赖。部分地方政府甚至对土地财政产生严重依赖。这里本身有一个因果关系，即我们是需要维系庞大的政府支出而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还是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简政放权，因而也进一步减轻政府必需的公共支出缓解经济增长的负荷?答案显然是后者。

第三，看金融风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抬高，从投资和货币投放的角度看，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率在持续降低。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为了提高效率，或者降低效率下滑的速度，就需要减少投资，减少货币投放;但若如此，则原先的一些低效投资项目由于得不到后续投入而可能出现违约风险。为了降低群体性违约风险的发生，则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和货币投放速度，而这又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产出效率，形成恶性循环。

从上面三个因素看，就业对经济增长的要求显然已经降低。从财政的角度看，未来的趋势依然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必需的政府支出份额，过渡期的支出压力可以通过适当的债务扩张和税制改革来解决，而不一定需要长期维持低效的增长。从避免金融风险看，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的膨胀怪圈显然是不可以持续的，长痛不如短痛，只要将风险控制在局部，让疮痈暴露并设法清除比捂着强。

当前，实现根本性转型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是经过多年的宣传引导，以及客观环境的深刻变化产生的影响有目共睹，全社会对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日益趋同;二是本轮新技术革命浪潮给中国带来一次在产业重新洗牌过程中打翻身战的机会，比如在通信领域、分享经济领域、部分新材料领域以及高速轨道交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正在形成，促进整体创新驱动力量的累积和增强;三是当前人均GDP处于8000美元附近，根据经济规律处于消费结构升级加速期，人们对注重精神的、高品质的、个性化的消费产品和服务呈现出快速增长的需求，从需求端引导供给的革命。

因此，适度提高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容忍度，坚定不移推进以“三去一降一补”为抓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好比将前伸已经比较吃力的拳头收回来，积蓄能量。那么，再次出拳将会更加有力量，也会更加精准有效，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更大的腾挪空间。

从去产能看，2016年去产能在部分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过去依据快速增长的出口和房地产市场形成的产能，在当下形势发生趋势性变化后，产能过剩的形势仍然还是比较严峻的。过去一年的去产能工作，一定程度上依靠的是行政手段。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同时，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其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去产能工作，比如进一步强化环保标准，积极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促进要素在市场的作用下更加自由流动和自愿组合，可以说将去产能工作与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既治标又治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再压减钢铁产能5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以上，不仅是一个数量目标任务，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布局优化和结构升级，而不是一刀切的压产能。这里特别需要强调全国一盘棋的思想。

从去库存看，在将房地产去库存与人的城镇化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或许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加大去库存的力度：一是在实际运作中尽可能提高保障房的货币化安置比例，使国家有限的财政支持既满足了急需安置群体的需要，又有效化解商品房库存，而且还可以避免收入相对较低的群体集中居住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二是充分利用养老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的契机，设法将大力发展养老产业与商品房去库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对于那些毗邻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发展空间是巨大的。这两方面，都可以将国家有限的支持安居和养老的资金发挥出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使去库存工作得到更多市场的响应。

从去杠杆看，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都将降低企业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确实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一是因为企业杠杆率提升十分明显，而且范围广，越拖延越难以控制;二是微观企业信用一般低于政府信用，更容易因为违约造成社会风险。事实上，在去产能过程中坚决处置僵尸企业，在去杠杆过程中有效降低微观企业杠杆率，正是前述的长痛不如短痛，让疮痈暴露并设法清除的具体体现。长期来看，去杠杆可以减少经济运行对流动性的需求，但短期内降杠杆可能还要增加流动性，因而在未来一两年内，适当提高政府杠杆率，尤其是中央政府杠杆率，降低企业杠杆率，或许是必要的。

从降成本看，既要考虑到改善供给环境、激发微观企业内生动力，也要前瞻性地考虑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减税对中国资本外溢的影响，因而在2017年任务既艰巨又迫切。降成本短期看似乎又在减少国家和地方财力，增加政府支出，但从长期看确实是振兴实体经济的必由之路。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对降成本提出了多方面的举措，要坚决贯彻落实，同时应该对中国最大的税种增值税税率下调，包括最高档17%的增值税率的下调，做一些前瞻性的研究和压力测试，为未来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拓展空间。

从补短板看，一方面我们是在补历史欠账的短板，补与较快经济增长不协调的短板，比如资源环境承载瓶颈凸显，比如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比如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亟待增强等等;另一方面，补短板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改革和转型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带来的阵痛，因为补短板的投入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要在补硬短板的同时，加大补软短板的力度，比如扶贫中加大对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观念转变、教育水平提升、自助能力增强方面的支持力度，这个或许比提高收入更重要，当然也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