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大盘走势的问题，如果指数上涨就代表股市健康，那2007年的6000点、2015年的5000点，就能代表中国股市是健康的吗?

股民对中国股市最大的误解，正在于此，从而衍生出一个衡量标准，只要有人提出来，用某些办法，就能够让股价或大盘迅速企稳上涨，声势浩大的股民就开始感激不尽的支持了。比如2015年中大盘从5000点跌到接近3000点时泪流满面的呼吁国家“救市”，再比如当下声色俱厉的呼吁“暂停IPO”。

但请注意，此轮股市的调整，有很多方面是前所未见的。正是由于IPO的扩容，才降低了IPO的稀缺性，自刘士余上任以来，每周平均10只的新股发行(后面还有500家在排队)，给投机氛围巨大的A股市场带来了冲击，让很多靠固有“池子”吃饭的炒家坐立不安。而主流市场开始谈论价值投资，上证50指数和沪深300指数企稳回升，并未受到新股发行和大盘调整的影响。衡量投机水平的创业板历史市盈率一度降至37倍，创近四年半新低。大家开始讨论茅台、万科、格力等等股票，而不是乐视等。

但IPO扩容动了很多人的奶酪，因为随着IPO的扩容，很多无价值可言、靠各类虚假消息支撑的股票，开始下跌，很多垃圾股在此轮调整当中，创出了新低，远比大盘的调整要剧烈得多。蓝筹股上涨，垃圾股下跌，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股市健康状态吗?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不满意呢?

原因在于，中国股市吸附了太多的炒垃圾股的群体，这些群体的目标是尽可能的动用各种手段，限制新的供给来维护自身持有股票的稀缺性，并择机哄抬股价，高位出货(割韭菜)。因为他们知道，如果IPO持续扩容，自己的股票就会“失宠”;而只要“IPO”暂停，垃圾股才会受到关注。

还有一种看似很有道理的说法认为，由于中国监管制度不健全，因此“IPO”扩容会带来更大的问题，比如更多的寻租空间等等。其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IPO还不够多(人为制造稀缺)，才导致了所有人对IPO都非常看重，不得不想尽办法去IPO，腐败就是在这个阶段产生的。

很多人看似高喊退市机制，实际上如果供给严重受限，发行方面依然实施严格的审批制，本身上市公司就跟政府信用是绑定的，退市就相当于要打破刚兑，热衷于炒ST的那部分数量不菲的股民，还不找政府闹事?因此，如果没有“注册制”，建立完善的退市机制就是一句空话，因为审批制之下，每一家上市公司都是由政府信用背书的，先实施注册制(很多人反对)，后面才能有完善的退市机制，这不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而是逻辑顺序问题。

再者，减少或暂停“IPO”就能提升监管效率吗?非也。我并不认为监管3000家上市公司就要比监管5000家更容易，监管是否有效率，靠的是制度，而不是受到被监管者数量的影响。正是由于中国没有健全的退市机制，更需要用增大供给的方式降低存量的溢价，让“壳”不再那么值钱，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司越烂股价越会被炒这种滑稽的事情出现。更多的供给必然带来更多的竞争，而竞争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管。

随着新股发行的增加，创业板和中小板诸多上市公司市盈率开始下降，这本身就是对投资者的一种保护。当投资者认为由于供给的持续增加，市场根本就不缺上市公司，而是缺好公司的时候，自然就开始研究企业基本面了。

关于股市资金问题，我从没有听说过一个超市里商品越多，进店的人会越少这样荒唐的逻辑，恰恰相反，超市里商品越多，进店购物的人就越多，花出去的钱就越多。新股发行道理一致，只有更多的企业上市，给不同的投资者不同的选择，股市的长期吸引力才会增大。

如果很好的理解了IPO和审批制的问题，才能有机会看懂“大股东减持”等问题。如果不是IPO过于稀缺，溢价发行过于明显，增资扩股等一级市场利益巨大，市场还会如此担心“大股东减持”吗?如果一只股票有足够的吸引力，企业经营良好，分红一年比一年高，大股东有必要减持吗?只有用注册制降低了IPO的稀缺性，削弱一级市场的巨额利润，市场才不会如此担心大股东减持。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发展良好的股票市场，是靠控制供给来监管上市企业和推动股市向好发展的，比如纽交所，反而会在股市不景气的时候，邀请更多好公司上市，以刺激投资者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