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才好?

一是政策大方略不能顺其自然，要准确定义高质量增长。许多学者喜欢说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力量，政府少做甚至不做，顺其自然。这种说法比较危险。庞然巨舰航行在礁多流险的涉水区，如果没有高超的船长和水手们，这汪洋中的一条船要顺利到达彼岸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下世界经济处于上升期，中国经济处于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期，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充分地定义在五大新发展理念下的“高质量增长”，使大方略成为可落地的政策抓手，显得尤为迫切。高质量需要怎样的经济增速?需要怎样的供给侧政策?需要怎样的产业政策?需要怎样的货币财税产业等宏观调控?能够容忍怎样的增速下行和风险释放?这些有待于下一步诸项工作的推进来揭开谜底。“上升期+高质量”是定调，但具体落地还待观察。

二是政策实施要灵活适度循序渐进，防止层层加码式的“政策超调”。十九大以来，中国从2018到2050的总方略基本落定。同时，引导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防范系统性风险被提到了重要位置。这在黑天鹅成群结队时是必须的，防范系统性风险意味着中国要培育在不测情形下自身的抗击打能力。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个意思是政府要有所为，不是生吞小鲜，还是要烹的;政府要慎为，否则小鲜就散架。怎么看风险?从2012年至今，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进了笼子，影子银行系统和互联网金融乱象进入了笼子，表外业务和非标资产也进了笼子，过去两年实体经济杠杆在降，盈利能力在上升。总体上宏观治理有效，中国金融风险趋降而不是相反，系统性风险更多地是化解存量问题，而不是扼守增量问题。中国并不处于什么“明斯基时刻”。怎么看政策空间?货币财税政策空间不是大了而是小了。美联储在加息缩表，中国2018年的CPI也在上升，央行如何能降息降准多释放流动性?美国在减税增赤，中国面临更大的政策竞争压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兑现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缺乏担当，中国外贸和投资政策也是内外胶着。在实际的内外部宏观调控空间不断逼窄时，货币、监管、财税、产业、环境、人口、社保等政策需要留有余地，避免一窝蜂紧缩、多重叠加式的超调，看起来是比较紧迫了。

三是金融地产调控要面对现实，防风险不能掉以轻心，也要防止杯弓蛇影。金融要为实体服务，自身也要去杠杆，房地产要多主体供给，满足多层次需求，都对，但也应当关注实际执行时的过犹不及。金融加地产的增加值，对2017年中国GDP增长率的贡献大约有1个百分点，过于苛严的金融调控和地产调控，会拖累经济增长，也会伤及无辜。以金融调控为例，当下国债收益率逾4%，银行理财收益率5%，就算记不清楚贷款利率在6%-7%，这也意味着存贷利差继续收窄的余地很小，融资难融资贵这个问题的2/3，出在无风险利率和负债成本过高上，收入成本比已是全球最低的中国金融机构对此基本无能为力。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地产限价上。姑且不论一线城市二手房交易量早就超过新房，城市核心区高价新房并没有房价的代表性意义。即便从限价的实际效果看，也是为穷人哄抬房价，替富人打折房价了。三四线城市和大城市周边房价上涨之快，让更多小城市和中低收入阶层苦不堪言。放开大城市排位前10%的高价房，让富人多交钱;严控三四线城市均价以下普通住宅的房价，帮穷人多省钱，也许才是正确姿势。更甚者，流动性收紧使得非常正常的首套房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按揭都变得日益干涸了。

看起来，2018年经济也许不坏，投资获益却不容易，政策调控更艰难。决策者为因，普罗大众问果。如何在黑天鹅不少的时刻，避免政策叠加超调，应该参照已有政策的落地实效，对实施进行适实的调整，并留有余地，不松到放任，也不紧到撞墙，若即若离，游刃有余，才会有更好的因果。(编辑 祝乃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