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起,这是我第三次到拉斯维加斯参加CES(消费电子展)。CES是全球科技产业风向标,也是“中国制造”向世界展示实力的竞技场。今年中国参展厂商占全部参展商的接近40%,有1500多家,深圳一地就有500家以上。人工智能、智能汽车备受关注,VR(虚拟现实)和游戏、AR(增强现实)、智能家居、智能可穿戴设备、机器人、无人机等近几年的黑科技仍很抢眼。
我很少写流水账式的文章,但这次会按时序一一记账。盖因秦圈读者最关心的,并非我个人的“高谈阔论”,而是作为观察者看到了什么。
吐槽美国的基础设施
原定的航班是北京时间1月7日18:20,乘坐AA182从浦东飞洛杉矶转拉斯维加斯,不料下午4点得知航班落到韩国仁川,5点左右确认航班取消。我极为运气地改签到了飞达拉斯的航班,在达拉斯排了两次长龙(行李队和再安检),要不是后续航班晚点四五十分钟,肯定赶不上了。一路小跑,一场虚惊,浑身汗透。
达拉斯的长龙如果折算起来,应该接近500米。我恳请工作人员行点方便,说赶不上下个航班了,她双手一摊,we are in the same boat,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你只能到后边排。深圳几位客商从香港飞达拉斯,下午4点半降落,转机花了2小时10分钟才赶到登机口。我乘坐的AA128早降落了50分钟,但因为没有廊桥,按正点时刻才能下机,出关看到行李长龙不禁暗暗叫苦。
这两天美国有多个国内和国际航班取消,东北部大雪,纽约和华盛顿机场人声鼎沸。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入关受堵之余,在微信群中讨论美国的基础设施问题。彭博社最近发表了“美国需要一个精心设计的基础设施计划”等评论,过去8年美国公共部门的支出和投资每年下降约1%,而以前经济扩张期的历史水平是每年增长2%。评论说,改善国家基础设施应该是重中之重,因为它不仅直接推动了经济活动,增加了就业机会,而且能使公司更好地将产品和服务转移到国内外各地。投资和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对提高国家竞争力、经济增长和税制改革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估计特朗普将很快发布一个“1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账单”,对道路、桥梁、机场和其他公共工程进行升级。不过,“问题不在于这个方案的经济或财务上的可取性,而在于它的政治可行性”。
在拉斯维加斯碰到的一位朋友说:“我1994年第一次到美国,觉得什么都先进,当时身上只带了100美元,买个做饭的锅就花了20美元,不知道日子怎么过。现在从上海到美国,觉得是受罪。”的确,和中国发达城市相比,美国基础设施的落伍以及响应顾客能力的迟钝都是明显的,服务也缺乏人手。不过长龙排的很有序,再心急火燎也按规矩,若在中国早吵起来干起来了。
中美市场需要再平衡?
既然到美国并非享受,很不惬意,大家为什么年年还要来?从达拉斯到拉斯维加斯的航班上,我旁边刚好坐了一位深圳零部件厂商代表。他的回答是“美国市场还是大”。我说中国市场不大吗?他笑了:“在中国挣的是人民币,在美国挣的是美元。”由于竞争激烈和价格战,在中国销售产品收益很低,美国则不然,毛利率还是很有保证。
但有些中国公司想进入美国市场并不容易。当地时间1月8日中午,华为终端负责人余承东沮丧地告诉一起午餐的朋友,美国运营商AT&T放弃与华为合作,不在美国销售华为智能手机,而他们本来要在CES上宣布合作的。好事被十几个议员联名写信阻挠了。
从长期看,阻挠并没有用。不少中国企业恰恰是在国外受到阻挠、被欺负后,自强不息地创新,不断提高了竞争力。联想集团CEO杨元庆说:“就在不知不觉中,Made in China的含义正发生着逆转性的变化。我们正通过高铁、FAST望远镜、蓝鲸1号这些震惊世界的高精尖成果把中国制造变成了世界市场中一块响当当的牌子;而无数具有创新血液的民族企业也视其为己任,在迈向中国智造的路上坚定前行。”Lenovo在美国市场的销量次于惠普、戴尔,排第三,要再前一步唯有继续创新。联想这次在CES上发布的笔记本电脑Miix630,可以做到20小时续航,常时连接4G网络,而且准备好了eSIM(嵌入式通用集成电路卡),能帮助用户灵活地切换运营商,组建跨运营商的物联网网络。
华为、联想这样的中国公司矢志不移要成为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在深耕中国市场。(当地时间)1月8日上午,博世集团(BOSCH)发布了关于智慧城市的解决方案,包括用Climo设备实现空气质量的实时监测和分析,用数字洪水监测系统记录追踪水位变化并提供预警,为城市提供社区泊车系统和路灯远程管理系统,在医院安装搭载了传感器的视频技术、照明及运动探测器,为建筑物提供楼宇自动化、安全和火警探测设备,等等。中国市场有很大的机会,预计未来两三年,博世中国市场会超过总部所在的德国市场成为博世全球最大市场。不过,涉及到数据,外资企业的限制又远多于内资企业。他们也需要耐心和韧性。
在到CES的前一天,在2017年上海浙商协会年会上,上海市政府参事室主任王新奎说,过去20多年全球经济和贸易高增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迅速崛起,但这个过程也蕴含着巨大的不平衡。从1990年到201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大概下降了18%,这18%被中国、印度、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波兰拿走了,他们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是增加的,其中中国一家就拿走了15.6%。从2008年次贷危机到2016年,美国每年的贸易逆差是7000亿到8000亿美元,中国、日本、德国、韩国占其中的70%,中国一家占42.7%。这样的不平衡很难继续下去,特朗普一定会追求“再平衡”,无论是希望美国资本回流,还是希望外资流入美国,这都能创造就业岗位。
中美经贸的再平衡与中国公司的全球化,关系很复杂,挑战与日俱增。
智能化连接成为主旋律
著名咨询机构Gartner的一项研究预测说,全球约2.3亿个家庭将在2020年之前实现智慧互联,约占全球总家庭数的15%。届时全球将有超过200亿个设备实现互联,包括烟雾报警器、防盗报警器、电表、家电等等。此次CES,智能化连接似乎是最重要的主题词。
博世集团董事会成员Hartung说,“现在有超过半数的博世电子产品已经支持互联功能,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达成100%的互联。不仅如此,我们还希望为每一件博世产品配备相应的互联服务”。比如,当汽车沿着路边行驶时,它将自动识别并测量已停泊车辆之间的空隙距离,这些信息被实时传送到电子停车地图中,司机可以直接通过该地图找到空位。博世希望将传感、软件和服务融为一体,让“至简互联就在你身边”。
百度在当地时间1月8日下午发布了无人驾驶Apollo 2.0以及智能语音交互DuerOS 2.0的最新技术进展。百度总裁陆奇说,AI技术创新对全球所有人都有利,中国更是具备人口、数据、产业集群、政策的结构化优势。中国有11亿手机用户和7.5亿网民,有更多数据来实验、来尝试不同想法,并以更快速度实施。中国还拥有最大的制造业和传统产业集群,以汽车为例,就拥有超过2亿辆汽车和超过200家整车厂。他宣布百度内部开发的自动驾驶技术将向合作伙伴开放。大会现场远程连线了清晨7点的北京,展示了10辆阿波罗无人车绕百度大厦开跑。
三星发布了智能物联网方面的最新战略。按照规划,2020年之前三星将实现所有旗下设备接入物联网(IoT,Internet of things)。三星电子总裁金炫奭说,物联网应该像打开开关那样容易,用起来更加便捷、无缝,如今繁琐而碎片化的物联网生态系统对于用户的接受和使用形成了障碍。今年春季,三星将整合旗下的物联网应用,将Samsung Connect、Smart Home、Smart View和更多平台统一到SmartThings应用程序当中,用户将可以使用一个应用程序,通过手机、电视或汽车连接来控制任何支持SmartThings平台的设备。例如,三星Family Hub冰箱可以识别每个家庭成员不同的声音,并为他们推送新闻、天气和日历等定制化信息;三星电子白板Flip可以与团队成员的智能手机或笔记本无缝连接,简化办公室协作,实现更便捷的内容共享。即使是四名参与者也可以同时用他们的手指或配备的笔在屏幕上直接书写内容或添加注释。
联想也在建设智能生态,希望联合领先的内容及云服务提供商,共同打造全新的Smart IOT(SIOT)产品,为客户提供“硬件+软件+互联网+智能服务”的生态价值。
当连接和智能化结合,并能形成若干被广泛接纳的标准协议和连接平台,物联网服务就会大爆发。
贾跃亭的最后一跃
2017年初的CES上,多个业务已经出现危机的乐视发布了FF91电动汽车,贾跃亭还向1000多与会者用英语发表了演讲。汽车既是贾跃亭心中最后的圣地,也是他试图证明自己的最现实的依据。
我没有参加去年FF91的发布会,今年则试乘了这款动力强劲的电动车。阴雨绵绵,车就停在拉斯维加斯会展中心附近的万丽酒店外边,不再有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气氛营造,只以本色示人。黑色磨砂漆涂装,5.2米长,2米宽,大轮毂,霸气,也很洋气。“130Kwh电池+1050马力”的动力配置,在街上加速时,有些向上飘移的动感,还是挺酷的。跟在FF91后面的随行车是特斯拉ModelX——它的对标物。
我不懂车,所以请教了零部件厂商和多家汽车媒体的高管。他们给我的结论大致有二:
车子造的的确不错,有想象力,大气,性能指标很棒。
从模型车到量产车,需要生产线上的巨大投入,以及和零部件供应商的深度合作,这都需要大钱,而贾跃亭没有解决钱的问题。
FF方面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位管理者说,FF目前有1000人左右,800多人在洛杉矶负责研发,贾跃亭最近找到了新的投资人,第一笔3000万美元的诚意金已经到账,3亿美元融资已经确认。70%的零部件供应商开始恢复合作关系,而之前因欠款冻结了合作。目前的计划是,利用别人的生产线生产,确保在2018年底之前能交付这一款车,价格并非之前传言的12万美元,具体多少还没有定。
刚刚去洛杉矶见过贾跃亭的一位朋友说,贾跃亭受到最大打击的是去年9月份前后,本来已经有一位中国互联网当年的大佬表示了注资10亿美元、成为FF第一大股东的意向,双方在这位大佬的硅谷的家中相谈甚好,但在尽职调查阶段出了问题,FF的一位德国籍高管和贾跃亭分裂,最后还从公司带走了几十个人。注资泡汤,“那是贾跃亭情绪上最差的时候,但他还是挺过来了。现在应该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FF方面的这位管理者加盟乐视汽车板块的时间不算太长,但见证了整个危机的爆发。他说:“老贾的心思都在车上,这个车的方方面面,都是他自己亲自参与的,介入得很细。他没有什么爱好,周末跟我们打打篮球,压力大的时候去钓钓鱼。”
乐视生态的危机,让太多投资者包括普通股民陷入深渊。站在他们的立场,任何指责都是有道理的。今天,如果谁要说贾跃亭不是骗子,都需要一些勇气。
乐视上演了互联网时代的“标王”版本,本质就是资源和能力跟不上梦想和规模的扩张,“不能获得现金流,可以说寸步难行。那只有看你的股东是不是足够有钱,更能烧钱补贴,坚持到最后。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股东是只按梦想给钱的,他还要你说到做到,用数据和事实兑现梦想”。
但是,要说贾跃亭把套现、融资来的钱都卷走藏在哪里了,这缺乏事实支撑。上百亿的资金投在和车相关的体系之中,毫无产出,贾跃亭大大低估了进入汽车产业所需要的资金规模。这中间肯定有管理缺陷所导致的资金使用不合理和浪费,但要说钱藏到自己腰包里,至少现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贾跃亭是真没钱。他用个人信用作为融资担保,他相信他有担保的能力,但数额如此巨大,到最后所谓“担保”已经等于“幻觉”,而当危机爆发,债主盈门,贾跃亭注定要背上无限的责任。
中央电视台当年播出的《公司的力量》中,引用了1901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44年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的话,“现代社会最伟大的发明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即使蒸汽机和电气的发明也略逊一筹”。所谓“有限责任”,就是说公司所有的投资人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同时投资人个人的财产和所投资的经济组织之间的财产界限要划分清楚。而贾跃亭的做法,恰恰违背了有限责任公司的本来含义,他分不清法人财产权和个人财产权的关系,为了押注梦想,采用个人承担无限责任的方法,但事实上他没有认真考虑过是否承担得起。
理性告诉我,贾跃亭的FF汽车要翻身,概率很低。他今天面对的窟窿和互联网对于一个人声誉的杀伤力,比起当年史玉柱的失败,要大得多。他的身边,也没有像当年的史玉柱那样的团队,人虽少,心很齐。电动车和“脑白金”所需的投入更不是一回事。
有人说,万一呢?
我不想讨论万一,但我突然看到了一幅画面:在没有谁不绝望的时刻,有个人吊在悬崖上,下面是深谷,周围是狂风呼啸,他却就是不松手,而且面目表情和常人没什么两样。他不因自己的失败而自我贬损,也不因别人的滔滔非议而放逐自己,他就吊在那里,荡在那里,做能做的动作,向偶遇者求助,但也不乞求。也许是这样的心态,才做了那么多的事,才犯了那么多的错。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企业家精神,或者怎么定义这种精神,只知道,我们绝大部分人早就松手以求解脱了。
一个因为幼稚愚笨的犯错而吊在那里,一个不知靠什么力量就是不放弃的身影,刻在我的脑海里,摇曳飘荡,无以名状。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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