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省通过司法途径保护生态环境。2007年，清镇市成立了全国首个环境保护法庭(现为环境资源法庭)，先行走出环境司法专门化一步。此后，贵州基层法庭持续探索环保案件“三诉合一”、跨区域集中管辖、环境公益诉讼、诉前禁令等实践，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突破生态损害鉴定、无既定诉讼操作规程等难题，用司法手段全力守护一方碧水蓝天。

司法主动出击

重在生态预防和修复

“生态环境案件的司法审判，其终点不在于一纸判决，而是生态的有效止损和修复。”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庭庭长罗光黔说，能动的司法干预，如采用先予执行后视修复效果量刑的措施，能在最短时间、最大限度减轻对生态环境的损害。

他举例说，被告人潘某某想给常年生病的母亲做一副棺材，到扎佐林场盗伐林木11棵，后在其父劝说下，主动投案自首。法庭考虑到被告人犯罪动机是尽孝道，且有自首情节，先对其判处罚金，但考虑到其家庭困难，便安排其到林场担任护林员，折抵罚金，再视其执行情况是否免于其他刑事责任。案件情法兼顾，创新了执行方式，被告人既受到处罚教育，又保护了生态。

仁怀市人民法院副院长陈长杰认为，在生态环境案件审判中，将被告人生态修复先行执行的情况纳入量刑考虑范围，其教育、威慑的力量和效果比单纯刑事处罚大得多。此外，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建立提前介入机制也很有必要，如在环境损害前、损害中及时发出司法诉前禁止令，也能防止损害结果的扩大。

“拿得准，下得手，跟得紧。”这是仁怀市检察机关主动巡检涉环案件的“要领”。仁怀市人民检察院环境资源检察部负责人李正洪说，不少生态破坏案件与基层干部的不作为、乱作为有关。对此，通过发出检察建议，并保留进一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能够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尽责履职、整改落实。

罗光黔说，相对于普通司法案件，生态环境案件更加需要发挥能动性，主动作为。十年间，贵阳环资“两庭”受理环境资源一审案件达1699件，其中公益诉讼案件92件，在公益诉讼、诉前禁令、损害鉴定、替代性修复、量刑建议等方面有效推动了我国环境立法与司法实践。

生态损害鉴定难

专业队伍培育不易

“虽然已经探索通过建立专家库，引入专家证言等方式解决生态损害鉴定难题，但就很多个案而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生态影响，污染物、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如何去认定，生态稀缺性、恢复的难易程度如何，又按怎样的标准和方案进行修复?生态损害鉴定周期长、成本高、难度大，专业化、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匮乏等问题依然存在。”罗光黔说。

“生态环境案件的这种特性，在另一个层面，对我们办案人员的责任心和专业化的办案能力提出了要求。”仁怀市人民法院法官伍成烨说，生态环境案件按照传统的办案流程和思路往往行不通，实际工作中，也没有成熟可参考的诉讼操作规程，面临的新问题都需要摸索求解。

此外，生态环境案件，尤其是跨区域的案件，从诉讼前期准备、开庭、生态修复执行到结案手续办理，相比传统的司法案件，需要耗费两倍甚至更多的精力，且结案周期长。现行的司法考核考评制度难以调动法官办理生态案件的积极性。

“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闭塞的农村环境之间的法律意识‘鸿沟’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李正洪说，过去在农村地区，下河抓鱼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但自2013年《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颁布实施后，赤水河流域就进入了全面禁渔期，期间的任何工具捕捞行为将触犯刑法。一些偏远、信息相对闭塞的村子，对此知晓率不高，法律后果认识不足，非法捕捞的刑事案件增加。

以审判为支点

建立长效机制

“生态环境资源，尤其是水、空气等，其介质具有流动性，因此，生态环境案件的跨区域管辖，符合生态资源的特点，此外，还有一些涉及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的案件。”罗光黔说，结合十多年来的生态司法实践，应以审判为支点，建立更有效、更长远的机制。

受访的基层法官建议，一是构建生态大保护的司法联动、协作机制，建立本地区甚至是跨区域、由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司法联席会议制度。一方面，形成监管合力，互相督促整改不担当、不作为行为;另一方面，生态环境案件的损害鉴定，科学合理地制定修复方案和措施以及修复效果评估等都需要诸如林业、农牧渔等相关职能部门予以支持勘定。

二是加强办案人员的专业培训，培育、鼓励法官的创新意识。生态环境司法面临着很多新领域、新课题，传统的办案思路行不通，也缺乏相应的诉讼操作规程。在法官的职权范围内，需要发挥一定的能动性，为生态司法探路。

三是针对生态环境普法的农村“洼地”，应继续强化宣传，提高知晓率，降低无意识犯罪率。可建立常态化的宣传机制，如通过标语、横幅、警示牌、村集体广播、村民之间口口传播等形式全覆盖。对于一些典型案例，可采取现场巡回审判，种植复绿、增殖放流的生态修复现场、现身说法等形式，扩大生态司法的影响力和说服力，帮助村民逐步树立生态环境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