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熊孩子”犯罪的话题多次走进公众视野。未成年人犯罪到底是谁的责任?怎么破解舆论高度关注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难题?应不应该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

“熊孩子”犯罪谁之过

近年来，媒体多次报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盗窃、抢劫、校园暴力，甚至强奸、杀人。

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暴力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有研究机构做过一次抽样调查，发现只有36.3%的未成年犯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在一起。

在中国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看来，每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首先都是因为家庭教育的缺失。“解决不好孩子成长中的家庭教育问题，靠其他手段无法从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有的家庭是生而不养，有的家庭是养而不教，更多的是教育不当。”她说。

各种网络违法、不良信息泛滥，单亲家庭的亲情缺失、来自成人世界价值观念的影响，都会让一些未成年人产生心理问题和行为偏差，严重的则会导致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不是孩子一个人的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问题不能全让孩子承担。”长期研究青少年犯罪心理的李玫瑾接触过许多涉罪未成年人，深层次探究那些孩子的犯罪根源，几乎都能找到家庭教育缺位的影子。

“家庭教育这件事上，应该以立法的形式对父母提出要求。建议在法律修改时，明确如果没有特殊理由，父母必须亲自抚养孩子。如果有特殊原因不能监护，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明确替代监护人是谁。”她说。

当孩子真的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他的父母就应该被警告，现在必须要重视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开办家长学校，或者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地方，看家庭教育的录像等。”她解释。

李玫瑾认为，应该让家长承担孩子犯罪的民事连带责任。“用民事的方式来促进解决父母对孩子根本不管的问题。”

未成年人不可为所欲为

“现在很多孩子不是不懂法，他们知道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但是理解上有重大偏差。社会上也有很多人认为，18岁才算成年人，才开始负刑事责任，低于此年龄，就可以不负责任、无罪释放，这是非常错误的。”湖南省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家事少年庭副庭长易定君说。

事实上，对于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重罪的，也一样要负刑事责任。

而对于那些罪责较轻的未成年人案件，司法机关也有着相应的处罚措施。比如送专门学校，实施收容教养、进行社区矫治等。“应该对青少年群体进行有效的法治教育。”易定君强调。

事实上，司法机关、司法行政部门、教育部门、共青团、妇联等经常对未成年人进行普法教育，比如在中小学设置法治副校长、开展“法治宣传进校园”等。据了解，目前全国共有1.73万名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其中有3096名检察长。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到校园开展法治宣讲5.16万次，覆盖5.7万所学校、3803.48万名师生。

易定君认为，避免青少年极端恶劣案件发生，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要让青少年真正懂法遵法守法用法。这样，他们才能够更加自觉有效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是治本之策

是否可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研究院教授宋英辉认为，不能简单地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人主张降到12周岁，那还有11岁、10岁怎么办?甚至年龄更小的孩子也有犯罪的。所以‘一降了之’不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治本之策。”

很多人觉得，生活水平提高和网络信息发达导致少年儿童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早熟，所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有其合理性。但宋英辉并不这么认为。

“科学研究证明，孩子的大脑发育和心理成熟程度，并没有因为他们身体发育而提前，他们依然还不完全具备情绪控制和行为控制能力，所以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都属于冲动型犯罪，这也是其身心发育不成熟的表现。”宋英辉说。

还有人认为，国外一些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比我们国家低，我们也可以效仿。

宋英辉说这是一种误读。

据了解，1985年《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的标准规则》及2004年国际刑法大会通过的《国内法和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分别有少年负刑事责任年龄不应规定得太低、对少年犯的处罚应当尽可能减少监禁性处罚等规定。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的刑事责任年龄下限均为14岁，与我国一致。美国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较低，但这是建立在其拥有较为完备的少年法系及保护处分、教育矫正制度基础上的，而且其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非常苛刻。

“我们的现实情况是，缺少少年刑法。在执行阶段，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的管束矫治措施也不完善。”宋英辉说。

在他看来，探索专业的心理干预和行为矫治模式，包括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在观护机构进行帮教等才是正解。

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级处置机制

怎样处置涉罪未成年人才是科学的?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田相夏的答案是，要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级处置机制。

对于社会上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声音，他一直都在关注，但并不支持。

“最近《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把行政拘留的年龄从16周岁降到14周岁，应该说是‘变相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分级处置的举措。”田相夏说。

在他看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发点在于惩罚并非教育，是针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一种惩戒措施。而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出发点在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和针对成年人的惩罚为主的出发点不同，由此导致的结果和效果也会不同。

他认为，对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要建立制度化、体系化、规范化的教育矫治和惩戒制度。

他告诉记者，首先要完善未成年人的训诫措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7条规定了训诫制度，但实践中如何具体开展缺乏可操作性，应该明确训诫主体、条件、方式、程序等内容，为执行训诫措施提供明确制度指引。

还要发挥专门学校的功效。历史上，专门学校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专门学校应与时俱进，优化专门学校布局、规范入学程序、合理设置专门教育课程体系，更好为未成年人犯罪矫治工作提供支持。

激活、细化收容教养举措也很必要。《刑法》第17条规定了收容教养制度，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执行细则和配套场所，导致收容教养在现实中很少实施。应该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确规定收容教养的执行主体、执行对象、时间、场所、程序等，切实发挥其教育和惩戒功效。

可以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有原则必有例外。《刑法》规定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是14周岁，对于14周岁以下实施了严重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也应充分考虑例外情况，如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对他们给予必要的刑事处罚。

“织好未成年人犯罪教育矫治的行政网和司法网，才能切实做到‘宽容而不纵容’。”田相夏说。

舆论引导如何履行社会责任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频繁见诸报端，一些人认为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事实真是如此吗?

“其实并不是。媒体报道的都是个案，并不代表未成年人犯罪的整体情况。”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安徽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主任姚炜耀说。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的数据表明，2009年至2017年，全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其中，近5年犯罪人数下降幅度较大，平均降幅超过12%，2016年降幅达到18.47%。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未成年人犯罪率较低的国家之一。

在他看来，未成年人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媒体尤其重要，应当以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为己任，引导公众树立未成年人保护的客观视角，而非针对某一起或几起极端案件进行放大、渲染或跟风报道，那些为博眼球而夸大其词的报道更是与媒体的社会责任背道而驰。

武汉12355青少年服务台负责人也持相同观点。工作实践中，他们发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矫治、帮扶，除了法律、心理方面的支持，媒体也很重要。因为媒体报道对社会舆论的导向效应非常明显。涉及未成年人，不应该“炒热点”“蹭流量”，应该尽量往理性方面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