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可以是从幼儿园开始的，至少在大别山腹地的这个小镇上，这事儿一点儿也不稀奇。

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晓天镇，位于毛坦厂镇以南30多公里处。毛坦厂近年因为一所被视为“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的中学而出名，镇上的“陪读经济”方兴未艾。晓天镇的陪读没有邻镇那种争分夺秒送孩子赶考的悲壮，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

毕竟，这里不是毛坦厂，尽管当地人大都听说过那个地方。这里的校园里没有高考倒计时牌和励志标语。高考考生挂在嘴上的“一本”和“二本”对此地居民来说还是好几年后才会考虑的事情。它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山区小镇，拥有一所普通的山区小学。

根据晓天中心小学的估算，全校现有的451名学生中，有超过一半学生来自周围偏远的村庄。过去十几年里，散落在农村的教学点陆续撤销，这所全镇最大的公办小学承接了那些生源。大山深处的村民们，离开居住多年的村子，从孩子进入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来到镇上租房居住。

属于这个小镇的“陪读经济”诞生了。

汇聚

在晓天镇，陪读者多为年长女性。年轻父母们顾着外出赚钱，几乎一年只回家一次，养育孩子的责任很大程度上落在了上一代人身上。也有年轻妈妈放弃在外务工，辞职回家，专心陪读。

男性去哪儿了?他们分布在杭州、宁波、苏州、上海这些城市，做木匠、销售员、大货车司机或是服装厂工人，然后把收入输送到这个小镇上。

这些收入首先撑起了小镇卖早点的摊位。晓天中心小学位于山脚下，每天早上7点，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摩托车喇叭声，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到来。卖早点的小铺被红红绿绿的书包包围，家里来不及做早饭的，孩子们会花3元钱在这里买一根火腿肠、一块糍粑作为早餐。

陪读客们则开始了这一天的事务：洗衣、买菜，为孩子准备晚餐。坐落在学校周围的那一栋栋旧式厂房便是他们的“家”。

厂房过去属于军工厂。20世纪90年代，工厂搬迁后，留下大片闲置的车间和宿舍。如今，这些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又因为新的住户，获得了新生。

门口三两成群闲聊的陪读老人以及晾衣架上一排排的小孩衣裳，证明那些破败的房子仍在发挥功用。墙砖大多残缺、变色，木质的门窗仍是上世纪留下来的，就连上厕所也要去最近的公厕。

汤中华前几年搬到这里时，屋顶漏水，她花了1000多元修好屋顶，在街上捡来别人扔掉的废弃不用的木桌，又从农村老家运来床、水壶、桌椅，才将几间出租屋一点点拼凑出家的样子。

她57岁，陪读已有7年。

早些年，晓天中心小学原址上是一所寄宿制初中，聚集了从周围村庄来上学的孩子们。生源减少后，初中并入了另一所中学，小学搬了过来。

汤中华真正的家在十几里山路外的山头上，对于这位要陪两个孙女上学的祖母来说，离家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7年前，她的大孙女在村里上幼儿园，那时，学校就在家门口。在她的视野里，随着生源减少，没过多久，学校“垮掉了”，孙女只能转到镇上读书。

镇上离村子有十几里路，骑摩托车还要将近20分钟，冬日遇到风雪天，一不小心就会在山路上摔跟头。汤中华索性在镇上租了房子，正式开始陪读。

同汤中华一样，对60岁的江道柱来说，陪读是一件“万不得已”的事。他所在的大马村离镇上有17公里，以前家附近就有一个教学点，只有幼儿园和一、二年级。他的大孙女读完后便转到一所寄宿制私立学校，那里可以接收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寄宿。

但是，等到他的小孙女出生，村里的教学点不复存在。他也来到了镇上。“为了小孩的教育必须要过来。”他说。

很多陪读家庭来到这里，都有同一个原因：孩子待在老家已无学可上。在这地广人稀的小镇，村子的小学正急剧减少，目前，晓天片区的16个村子只剩下4所村小，每所村小的学生市场不足5人。

叶诗友曾是其中一所村小的校长，十几年来，他见证了学生的锐减：2005年时学校还有80多个学生，到2010年已锐减到二三十个。3年前，仅剩十几个，再到后来，一个也没有了。

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外出务工者人数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父母开始将孩子带到外地，经济条件好一些的送到省会合肥，次一些的去县城，再差一些的便送到镇上。

“村里教学质量不行”，谈起离家陪读的原因，一位家长说。一位村小教师则说，在村里，若不是家庭极其困难，有余力的都会将孩子送到镇里念书。

叶诗友对此也很无奈，山里最缺老师，从2005年开始，他就开始为学校申请配备英语教师，然而直到学校被撤，也没找到——没有人愿意来这穷乡僻壤。有的年轻人分配到这里，绕着学校走一圈，课都没上一节，背着行囊就走了。

“年轻人不能往教学点放，放了马上就走。”负责这个镇教育工作的晓天中心校校长徐家艾无奈地说，“山区条件落后，留住人很难。”

如今，4个教学点里，人数最多的也只剩下4个学生。

徐家艾告诉记者，今年，按照规定，“一生一师一校”的学生都要就近转入规模较大的学校。

在其他教学点萎缩的同时，中心小学的吸引力上升了。褚先丙的老家在查湾，属于晓天镇的另一个片区，那里也有一所小学，但学生较少。听说这里陪读的学生多，褚先丙把孙子转到了这里。

为了省钱，58岁的王进英原本选择留在村里。她有3个孩子要照看。等到今年4月，她也不得不加入了镇上的陪读队伍——当时，村小只剩下她的孙女，一个学前班孩子和一位数学老师。

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些素不相识的人搬到了那些旧工厂区里，成了街坊邻居。

算账

王进英的孙女在村里上学时，学校只有她一个学生，所有科目都是一个老师教，体育课只是无聊地去河边玩玩石子，碰上老师请假，“好几天就自己写作业”。更可怕的是孤独。王进英说，叫她也不答应，只知道摇头摆头，说话很少。另一个学前班的小孩，看见人就跑到桌子底下，“怕人就怕到那样子”。

转到晓天中心小学后，她认为孙女话多了起来。但随之多起来的，是租房陪读带来的开销。

以前，学校就在家门口。种些粮食和蔬菜瓜果，就可以满足祖孙俩的基本生活，陪读意味着要花钱租房、花钱买菜。她的房租一年是2000元。“不吃不喝都要2000”，她觉得不可思议。

王进英的儿子在杭州做油漆工，每月工资五六千元，不足以支撑三个孩子的生活支出，一部分经济压力便落在了她和在外务工的丈夫身上。孙女患有混合型紫癜，1万多元治病的费用还是跟亲戚借的。

陪读意味着一个劳动力只能待在家里，什么也做不了，每天下午4点，王进英要准时接送放学的孙女回家。

她想找一份工作赚钱，但是陪读这种生活方式决定这些人很难找到合适的。“一待好几年，烦死喽。”她叹着气说。

相比之下，同为陪读奶奶的周言芝生活要轻松一些。每月，在杭州打工的儿子、儿媳、女儿都会固定给她打钱。

58岁的周言芝要同时照顾3个孙辈上小学和幼儿园，但在她看来，不用为吃喝发愁的日子已算得上“享福”了。

她从不去别人家打麻将，也不去学校后面的山上加入广场舞阵营，每天晚上，她的视线片刻都不能离开3个孩子，“烧饭时还得往外边望”，对周言芝来说，“带小孩是重大的责任。”

自2016年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这个小镇出现的一个变化是，随着“二孩”的增加，很多原本在外务工的妈妈回流。但这意味着，孩子的祖辈中要有一人外出打工，保证家庭有两个劳动力在外挣钱，维持家庭的基本运转。

如果只有一个人赚钱，经济压力便会加大。潘显芬近40岁时生了儿子，47岁的她除了陪读，还要照看老家89岁高龄的老婆婆。早上不到7点，她就要为儿子准备好早饭，然后骑车回老家，烧水、种菜、照顾婆婆。

她出门时，她的儿子常常还在睡梦中。这个刚上二年级的孩子要自己去上学。平时，家门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有时候他放了学，妈妈还没从村里回来，他要自己打开门，回家写作业。

田仁琼也是一名陪读妈妈。从儿子出生起她就再也没有外出工作，家庭开销都由在杭州工地上扎钢筋的丈夫支撑。

当地的工作机会不多，适合陪读客们的生计更少。为了多挣一点钱，田仁琼白天会去镇里的服装厂上几个小时班，下午回家给孩子做饭洗衣服，一个月只能挣到七八百元，“连零花钱都挣不够”，她苦笑。

韦小平的日子更难——双腿因病瘫痪后，她要常年坐轮椅，她的婆婆也已瘫痪。因此，她丈夫不能外出工作，只能在当地接些体力活，以便随时照顾。如果不是有每月10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这个四口之家很难撑下去。

韦小平算了一笔账：房费一年3000元，婆婆每月请人照顾要花去1800元，加上日常花销，每月要花去3000多元钱。做临时工的丈夫挣来的钱刚能糊口。

她“不敢生病”，为了省钱，一切都得算计着来。女儿正在长身体，她隔三差五买点鱼，自己不舍得吃。水果也很少买，但她知道水果的价格涨跌。说起这些，她一遍遍嘟囔着，“太贵了”。

小学门口常卖零食，女儿想买一块面包，“吃起来特别松软”，4元一个，韦小平不太舍得，“哪能天天买，一个星期买一回都不得了。”

她一直想干点副业，但坐着轮椅又不能干体力活，只能整日干着急。

为了尽量节省开支，来自山里的陪读客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9月，汤中华已在为冬天的菜做储备，等着外地务工的孩子回来吃。王进英花费不到200元买了8只鸭子，她的计划是，到了冬天，鸭子长起来，就能宰了吃肉。至于新衣服，她一年也买不了几件，需要添置就去网上买，不到20元，能买一身。

他们还会去山上野生的板栗树下捡板栗，拿到山下去卖，捡得勤快，一天最多能卖到200元。不过，板栗成熟期只有一个月，捡拾的人多，能捡多少也要看运气。

“多赚一点钱，小孩子也吃好一点。”汤中华闲暇时也会去捡栗子赚钱。山上虫蚊多，遇上高温天，格外辛苦。为了给在杭州打工的儿女减轻点负担，这个能干的农村妇女几乎一整天不歇着，白天，她骑十几分钟电摩托车回老家种菜，下午给放学回家的孙女做点好菜，晚上8点，再去镇上的一个酒店上夜班，负责住客登记。

这份夜班工作为她挣得每月1600元的收入，但意味着她每晚都不能睡个好觉。她要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晨7点，再赶回家给孙女做早饭。夜班时，她把酒店的椅子排成一排，在上面躺着休息。为了随时能听到客人敲门，她要一直保持浅睡。

只有小学文化的她识字不多，此前也没摸过电脑，入住登记的流程还是老板手把手教的。

她很珍惜这份工作。孩子们常年在杭州务工，一般过年回家一次，她和丈夫在老家想方设法挣够每月生活费，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她不是不知道孩子们在外务工的不易——暑假她送两个孙女去杭州跟父母团聚，见到那小小的出租屋只能放下一张床，晚上两个孙女睡在床上，儿子和儿媳还要睡地板。

好不容易有了团聚的机会，儿子让她去住旅馆，她嫌太贵，死活不肯去。“宁愿坐一晚上都不去。”

陪伴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38岁的谢金爱已经15年没有出去工作了。21岁时，她从山东嫁到了这个小镇，23岁，她生下第一个孩子。等到儿子上了初中，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她一直在陪读。“有时候想想挺难过的，最好的青春浪费在这个地方了。”

“外面什么世界我都不知道嘞。”她笑着对记者说，“现在40岁，出门洗碗人家都不要了。”

有时在家待着，她觉得自己简直要发疯，甚至会想“直接甩手出门”，但紧接着又会不忍心。

同样，从儿子出生起，朱经屏就不再出去工作，多年的陪读生涯消耗掉了她的青春，也让她几乎与外界隔离。

在陪读妈妈里，朱经屏称得上是上心的。她会及时督促儿子写作业，儿子的字写不好，她就自己抄一遍，再让儿子照着抄。但她文化程度不高，只能进行简单的辅导。孩子读到三年级以后，即使是年轻妈妈，学业辅导也已力不从心。那些陪读的祖辈更加吃力。很多孩子遇到不会的题就上网查询，或者请教高年级的哥哥姐姐，还有的会跟远方的爸爸视频聊天，询问不会写的作业怎么做。

在这个镇上，有的父母担心祖辈们无法管教孩子，将孩子送到附近一所私立学校读书，但这所学校要支付一学期6600元的学费，不是所有家庭都能承受得起。

关于陪读这件事，就算陪读客也在怀疑，无微不至的照顾是否有必要。“我三四年级就会做饭了，够不着就拿个凳子站着做饭。”其中一位妈妈说。

还有一位陪读客觉得，一些人陪读是跟风，“看见别人陪他也要陪。”

不陪读，朱经屏怕儿子的成长出问题;陪读后如果儿子仍没什么大作为，“也就没办法了”，她这么宽慰自己。几年下来，陪读渐渐有了效果，儿子的成绩越来越好，开始拿奖状回家。

58岁的农妇陈永献不识字，她只知道，陪读是为了孩子好。她所在的南岳村还有一处教学点。8年前，她的大孙女刚刚上幼儿园，子女和她商量让孙女去哪里上学时，她主动提出要陪读。她坚持让孙女到镇里上学，“村里上不好学，出来考大学的很少。”

汤中华为了两个孙女上学没少奔波。第二个孙女上学时，学校人数超额，她拨打电话查询台，最后打电话到了县教育局，直到让孙女顺利入学。

她没读过几年书，但生活的经历告诉她读书的重要性。“不念书，坐车都不晓得车牌号，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供孩子读书。”

不管怎样，谢金爱相信陪伴的重要性。有人劝她，将小孩留给婆婆带，她不放心，“父母都出门，小孩缺少父爱母爱。”这样的孩子她不是没有见过，“有的小孩脾气很古怪的，很暴躁。”有个邻居小孩玩手机，奶奶劝他不要玩，小孩不听，气得摔碗，划破了手，孩子父母都不在，谢金爱赶紧将他送到了医院。

在医院里，谢金爱问那个受伤的男孩想不想爸妈，他沉默了一会，说不想，“反正一年也回不来几次”。

“孩子还是想父母。后来暑假他妈妈把他带去杭州，他就好了不少。”谢金爱说。

令很多陪读家长头疼的时刻，是夜晚8点，旧厂房陷入寂静而一扇扇格子窗被点亮时。窗前坐着写作业的小学生。一位陪读妈妈抱怨，教儿子学习写一个汉字，不知道要用橡皮擦多少次方格纸，也有人因为孙子就是不背书，气得反手就是两个耳光。

被陪读的孩子，大多也是留守儿童，根据晓天中心小学的统计， 451名学生中，父母双方都不在家的留守儿童人数达124人。

“家长反映，很多孩子在学校听话，在家里不听话。”晓天中心小学教师吴晓玲告诉记者，很多家庭父母不在孩子身边，家庭教育是普遍存在的难题。有的学生晚上回家不写作业，第二天老师询问祖父母，祖父母解释说，“问了他，他讲写完了”。还有的奶奶心疼孙子，会帮着孙子写作业。

那些连字都不认识的祖父母，则根本不知道孙子孙女在做什么，辅导作业时，只能一遍遍地问，“写完作业了没有”。

有时，作业本需要签字，有的奶奶不会写字，就找邻居帮忙，还有的直接买盒印泥，在试卷上按手印。

前路

为了缓解陪读家庭的压力，今年，晓天中心小学开始向县教育局申请建宿舍，为一部分学生提供寄宿条件，先满足高年级，再满足低年级。晓天中心小学校长汪先林告诉记者，学校正在尝试通过寄宿，解决代际陪读带来的教育管理问题。接下来，这所小学还会开晚自习，安排老师值班。

但要真正施行起来不易，相比走读制，寄宿制面临的管理问题更多，也更复杂。比如日常生活照料问题，小到学生的衣服由谁洗，大到住宿是否需要安排专职人员陪同，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更多的投入，老师们的任务也因此变得繁重。2017年，晓天中心小学正式加入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生每天花2元便可在学校吃到一份“三菜一汤”的营养午餐，借此机会，学校开始实施中午留校制，吃午饭的学生不必再回家，吃饭完就在校午自习，这使得陪读家长们中午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但由此给老师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中午两个小时，所有的老师们要留在学校，才能保证秩序。

不少老师向记者坦言，自己因此要牺牲更多个人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很多有孩子的女老师因此不能回家照看自己的孩子，而相对应的只是每天10元的补贴。

如今，实施寄宿制意味着老师们要用更多时间承担起照看学生的任务。这对本来教师就少的山区小学而言，无疑又带来更多压力。

如何让教师愿意承担寄宿制带来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是汪先林目前考虑最多的问题，“相比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对教师激励的机制可能少一些。”

晓天中心小学目前只有24名教师，一位教师兼职教几门课的情形十分常见。韩鸣明是今年刚分配到学校的体育教师，刚到学校不久，就被学校通知同时兼带语文课，“学校太缺教师了。”

如果小学的寄宿制试行顺利，韦小平考虑将孩子送去寄宿。还有的家长持观望态度，担心孩子在学校的生活是否能自理。

但是对于很多家长而言，即使小学陪读完，陪读长跑仍然在继续。有的孩子不愿去封闭的私立学校读书，选择在镇上读公立初中，陪完小学毕业的奶奶们便会搬到这里，继续租房陪读。这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可以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

“不陪他，容易跟别的小朋友学坏。”谢金爱告诉记者，尽管那所中学也实行寄宿制，但相比封闭式管理的私立学校，管理相对松散，常常有孩子私自外出去网吧玩通宵，家长因此不得不继续陪读。

谢金爱的儿子今年在镇上读初二，小学毕业升初中，儿子死活不去私立学校，她只好在学校旁边租了房子，租金一年5000元，由退休的婆婆继续陪着儿子读书。

已经陪读7年的汤中华，现在还看不到陪读的尽头。她的大孙女正在念初二，等到大孙女初中毕业，家里打算将她送去合肥，到时候，她将离开晓天镇，去合肥陪孙女念书。她真正结束陪读生涯，可能要等到孙辈们念大学。这么多年陪下来，汤中华心里希望两个孙女能考上“一本”。

陈永献也从别人那里知道“‘一本’好一点，‘二本’差一点”，她唯一能说出名字的大学是清华大学。

她没读过书，阿拉伯数字只认识1到5，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学校需要家长签字时，她花10元钱刻了个章，需要签字的时候就盖一下。孙子读幼儿园时，放学后，家长签字才能把孩子接回家，她不会写字，站在老师面前干着急。4岁的孙子照着户口本，抄了一张田字格纸，学会签上陈永献的名字，这是他学会写的第一个姓名。

“考上清华大学，我就请人家喝酒!”她对孙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