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2017年5月，市场传出中邮基金原投资总监邓立新被带走调查的消息。此后中邮基金曾发布公告称，邓立新“因其个人行为，正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

近日，随着庭审公开，邓立新的“老鼠仓”也正式被揭露。根据庭审相关信息，邓立新自2009年3月至案发前止，单独或伙同孙某鸿、王某一起操纵上海、北京两地的12个股票账户，先于、同期或稍晚于中邮旗下的两只基金买卖相同股票，涉及成交金额34.7亿元，非法获利5507万元。

不过在庭审中，每经记者也注意到，邓立新提及获利金额在3000多万元，对于5507万元的获利金额认定，存在一定的疑问。截至庭审结束，该案还未进行宣判。

中邮基金原投资总监邓立新自传出被带走接受调查之后，关于其是否涉及“老鼠仓”的问题一直未有定论。

不过近日，记者注意到，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了“邓立新、孙某鸿、王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一案，这使得邓立新的“老鼠仓”事件终于有了明确的信息。

根据2019年11月5日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开庭信息，公诉人表示，经审查查明，邓立新作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在金融机构从业期间，掌握了中邮核心成长混合基金、中邮核心优势灵活配置基金的标的股票名称、买卖节点等非公开信息，利用上述掌握的非公开信息，自2009年3月至案发前止，单独或伙同孙某鸿、王某一起操纵上海、北京两地的12个股票账户，先于、同期或稍晚于上述两只基金买卖相同股票。

经认定，邓立新涉及成交金额34.7亿元，非法获利5507万元;孙某鸿涉及成交金额16.8亿元，非法获利2927万余元。

庭审中，邓立新表示，“2017年3月29日，辽宁省公安厅到我家里面把我带走了。”这也正式证实了2017年其被带走调查的消息，不过并不是5月份，真正被带走的时间是3月份。

此外，在2017年3月29日同一天被监管带走的还有孙某鸿，而王某则是在2017年5月19日被带走。

随着庭审的进行，邓立新“老鼠仓”行为的一些细节也逐步曝光。邓立新表示，他与孙某鸿是有次坐在一块的时候，提到可以由他来提供信息，孙某鸿提供操作账户，并且约定产生的收益五五分成。

此后，邓立新和孙某鸿各出资200万元，打到其中一个账户中，该账户操作了几年之后，因担心同一账户交易时间太长，又把钱挪到了其他账户继续操作。其中早期涉及的账户主要有3个，后期又把钱挪到了另外两个账户。

不过截至案发时，邓立新和孙某鸿还未就收益部分进行分成。另据孙某鸿表示，账户里面的钱一直处于滚动操作中，所以一直也没有谈到分钱的事。自案发时，双方共同交易的账户共有金额约3000万元，大部分为现金。其中，400万元为双方的初始投入，2500万元为获利金额，还有100万元孙某鸿表示是他自己的钱。

也就是说，按照双方约定的分成，邓立新和孙某鸿的各自获利金额应为1250万元，这部分获利金额邓立新和孙某鸿均表示认可。除了这部分收益，孙某鸿还供述了自己还有两个账户，也参与了交易，获利金额约400多万元，不过这两个自己的账户邓立新并不知情。

另据邓立新供述，对于他和孙某鸿一起控制的账户，自己也曾经有独立操作过，主要是利用出差或是在家里的时间，但是对于独立操作的这部分有过多少获利，则表示由于时间太久了已经记不清楚了。

庭审中，公诉人表示，邓立新作为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利用其职务获取的非公开信息违反规定，从事或告知他人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孙某鸿、王某明知道邓立新知悉的信息是非公开信息，仍伙同邓立新就该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活动，情节特别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邓立新，还是孙某鸿、王某，均表示对犯罪事实、罪名都没有异议。不过邓立新提出，“罚金定得高了。我记得非法所得是3000多万元，但是看到定的是5500万元，不知道这块后来是怎么定的。”截至庭审结束，该案并没有当庭宣判。

记者注意到，邓立新曾拥有长达近25年的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历，曾先后在工商银行、华夏证券、首创证券、中邮基金等公司任职。在华夏证券，他曾任该公司北京三里河营业部交易部经理;在中邮基金，邓立新历任基金交易部总经理、投资研究部投资部负责人、投资部副总监等职位。

根据其在中邮基金的管理经历，2011年5月，他开始担任中邮核心成长基金经理;2012年8月~2017年3月，担任中邮核心优势基金经理;2015年7月起，任中邮创新优势基金经理;2016年1月起，任中邮风格轮动基金经理;2016年4月起，任中邮低碳经济基金经理。

在公募基金圈子里，邓立新是一个低调而神秘的人物，虽然从业时间超过20年，并且和任泽松、许进财曾被合称为“中邮三侠”、且都拥有自己的个人工作室，但和其他两位相比，他并不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记者 黄小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