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国政协召开“三农”工作对口协商座谈会，聚焦“健全推进乡村振兴体制机制，破除人地钱要素制约”，15位全国政协委员从不同角度建言资政，积极寻求破解人地钱要素制约的有效措施，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对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一一回应，互动交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是根本支撑。全国政协常委、安徽农业大学校长夏涛在调研中发现，尽管各地十分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工作，但在对象遴选、培育方式、政策支持等方面还不够精准，人才供给与农业发展需求不对称。

“培训课程要顺应农业生产规律和农民学习特点，根据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需要，把集中培训分解为应季、应时的弹性学分制，深入现场开展‘菜单式’培训与实践指导，提高农民对培训的信任度与参与度。”夏涛说，除了技能培训，还要重视强化农民的法治素养、职业道德、诚信理念等，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整体素质。

全国政协委员李恺认为，突破人才要素的制约，不仅要培育乡村本土人才，还要建立健全乡村人才激励机制，“尽快在人员编制、人才流动、工资待遇、职称晋升等方面出台明确的优惠政策，从制度上促使乡村人才留在乡村。”

随着设施农业和农村二、三产业蓬勃发展，农村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如何既保障耕地面积，又满足农村产业用地的需求是委员们讨论的焦点。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到，确保2022年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陈晓华认为实现这个目标还存在不少挑战：“有些地方资金缺口较大，每年的建设任务难以完成;有些地方田间道路和水电设施配套有限，农田小块并大块宜机化整治不到位，发挥不了高标准农田的效用。”陈晓华建议，从中央到地方进一步整合用于农田建设或农田整治方面的资金，形成统一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资金，统筹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总体设计和项目实施，更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

农村土地面积有限，乡村产业发展用地的来源如何拓展?全国政协委员、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给大家算了一笔账：2018年，我国农村闲置的建设用地约4600万亩，如果盘活70%用于农村产业发展，就可增加约3200万亩用地供给;2018年，我国农村“四荒地”约3.5亿亩，如果盘活20%，又可以增加7000万亩建设用地。“盘活农村土地存量可以有效缓解用地矛盾。”余欣荣说。

自然资源部综合司副司长王爱民回应道：“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开展田水路林村的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优化农村土地布局，释放农村土地存量，同时完善点状供地政策，按照建多少、转多少的原则，精准利用土地资源。”

资金是乡村振兴的引擎，没有钱，就找不到人、形不成产、用不好地。参加协商会的委员们普遍认为，乡村振兴要用好政府的钱，吸引社会的钱。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注意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了5.4%，而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2.1%。“应优先保障基础性、长效性的农业产业投入，重点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产品仓储和冷链物流建设。”李成贵说。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周慕冰建议，加大对涉农金融机构的政策支持力度，可以考虑让大中型银行县域机构，在乡村振兴领域贷款投放达到一定条件后，享受普惠金融定向降准政策。

如何激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建议，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联农带农的优势，积极打造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载体平台。重视保障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建设用地需求，每年单列相应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专门用于农业产业园区、仓储物流、数字化农业等产业载体平台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