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年龄和专业技术差距，50岁以上的大龄务工者虽然仍是进城打零工的主力军。但比起优势明显的“后浪”技术工，仍显得不太受“待见”。4月20日，身为年过半百的“资深”媒体人，记者深入一线，在宇通路桥下以及刘湾两个零工劳务市场，以大龄打工人的身份，体验等活、找活、干活的零工一日，感受他们的城市艰辛与家庭梦想。

立交桥下的“潮来潮去”

4月20日晨4点50分，天色尚未见亮，郑州郑新路与宇通路立交桥下，抢活儿打工的人群早已赶来扎堆。

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聊天，操着河南各地不同的口音，谈得并不专心，眼角余光始终扫视着过往车辆。

一旦有汽车戛然停下，人群便蜂拥而去，将车子围个水泄不通，一个个伸长了脖颈争着问，“老板！啥活儿？”“哪儿的活儿？多少钱一天？”“要几个人？”“管饭不？”……

讨价还价的过程极其高效，往往在三五分钟内搞掂。

随着汽车一辆辆驶来、离去，随着打工人群的蜂拥、散开，随着一桩桩劳务合作的口头交易完成，上一拨民工离开桥下赶赴工地，下一拨民工赶来翘盼生计。每一天，从早晨到傍晚，桥下务工人群如海岸边不住的潮汐。

天际微微见光，抬头仍可看到挂着的月亮。从5点到5点30分这个时间段，是潮汐涌动最厉害的时候。往往会同时赶来三四辆车，或轿车、或越野、或商务、或面包。一阵阵的人声鼎沸后，便是短暂的空闲。记者大概估算了一下，这里总是驻足着三五十人。

趁着空闲，记者和一位头戴安全帽、身穿迷彩服、斜挎工具包的中年人聊了起来。对于陌生人的问候，他起初充满了警惕。

而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后，这位面色黝黑的老大哥立时来了精神，眼里放着光问：“欠工资的事，不是归你们管吗？”

为什么“偏爱”打零工

老大哥姓崔，名多福，开封通许人，53岁，在桥下等活打零工近一年时间。

他说，去年这个时候，随工程队在新郑市龙湖镇一个工地干活儿，他们班组负责粉墙，老板还欠着他3000多块钱，至今没给，“要了都不知道多少遍了，没有100遍，也得有50遍，天天推，根本见不到人。”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崔师傅开始自己打零工，“咱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的，想闲也闲不住，又不会别的手艺，不打工干啥。在这儿等活儿最大的好处是工资一天一结，不会欠钱。”

52岁的洛阳宜阳籍的范新亮师傅，也拿自己的欠薪经历，来证实崔多福大哥所言不虚，“跟着工程队干活儿，老板儿总是挑毛病，这不中那不中，就挂着扣工钱，到发工资的时候老想办法躲。在这儿找活儿，只要谈好价，干一天算一天。虽说是工作不固定，饥一顿饱一顿的，可心里踏实。”

正说着，崔多福的老乡小宋赶了过来，他先问崔师傅工具带齐没，然后说“北环有个粉墙的活儿，一天200，还差一个人，我特意先招呼你，马上就走。”

“走！”崔多福提起工具包就走，走出四五十米，又呼哧呼哧跑回来，对记者说"留个电话呗。"

崔多福走后，范新亮就感慨：“200块钱可以了。”

“我把烟都戒了”

按照范师傅的说法，今年的行情比着前些年差得太远，“工钱下浮了50%甚至60%左右”，范师傅说，他是泥瓦匠，在桥下等活儿打零工已经4年了。一年四季除了冬天，其他时候都是旺季，以前房地产市场红火，属于“买方市场”，“活儿多，工人少，好的时候一天少说能挣个二百七八甚至300多。现在又是疫情，又加上房地产开工少，找活儿难死了，一天工钱大多是160，最高180。”

范师傅所言的“同比差距”，得到了众多等活儿民工的附和。

兰考来的孙师傅也是53岁，他说自家有仨孩子，两个还在上学，去年打零工的钱，除了接济家里，吃吃喝喝还有结余。“今年明显不行，我把烟都戒了。”

说话间，一辆商务车停在路边，人们迅即涌了上去。

车上下来一位老板模样的人，抻着四根指头比划，大声吆喝：“4个人，抹眼儿，一天160，9个半小时。”

人群也对着吆喝：“再添点儿！”“管饭不？”

孙师傅存不住气，先挤上了车。记者问范新亮师傅为啥不去，范师傅说：“钱太少了，知道啥是‘抹眼儿’不？”

范师傅解释说，所谓的“眼儿”，是指大楼主体完工后，搭钢管的地方留下的洞口，“摸眼儿”就是将洞口一个个填实抹平。“这种活儿不仅杂乱，还有危险，以前少了二百四五，根本没人干。”

男人堆里的女人花

在弥漫着男人汗味的人潮中，屈指可数的女士，显得特别扎眼。

40多岁的张女士，来自开封杞县，早上5点多赶过来，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

“我们一家子都在这儿找活儿”，张女士说，他老公和儿子都是泥瓦工，已经被雇主拉走了。

“女工的工钱一般都比男工低，都是随家属干点搬砖、和泥的轻便活儿。”她呵呵笑着说，“工地都不爱用女工，女同志没劲儿，还不少吃。”

信阳籍的郝女士，紧邻着马路崖子摆摊儿卖鸡蛋灌饼，每天早上近5点天不亮就出摊儿，7点多转移阵地。因为生意对象主要针对等活儿的民工，鸡蛋灌饼的分量很足，价钱并不高，4块钱一张。矿泉水一瓶只卖1块钱。

“这儿生意不中，今天出摊儿到眼前，一个多小时才卖了8张饼，一瓶水也没卖出去。”郝女士说，在这等活儿的民工大多是自备干粮，饿了啃口馍、喝口水，“你没看见？人人手里都有水杯。”

记者这才注意到，几乎每个工人的挎包里，都备着一只廉价的塑料水杯。

范师傅也不例外，他对记者说，这个桥下市场每天聚集的，大多是泥工和杂工，技术含量比较低，工钱也低。而木工和钢筋工，大都集中在刘湾市场。而范师傅在此揽活儿之所以倔强和挑剔，还有一个原因，他属于有证的高级泥瓦工，技术好。

卖鸡蛋灌饼的郝女士也建议记者去刘湾，“这儿人少，都是年龄偏大的杂工，从早到晚最多也就七八百人。刘湾那边儿技术工人多，每天上万人呢。”

六点进入“退潮期”

刘湾劳务市场是河南建筑工人劳务市场的俗称，也是郑州最大的零工人力集散地。

该市场位于郑新路与豫一路交叉口，距离宇通路桥下市场3公里，开车不到8分钟。由于疫情原因，去年建成的河南建筑工人劳务市场早已闭市，劳务交易又“回归”到了马路边。

早上6点15分，记者赶到刘湾时，劳工潮正处于“退潮”时段。马路上散落着大量的塑料袋和一次性塑料杯，延绵近百米长。单单从人去之后留下的垃圾，就能感受到这里的技术型工人，生活质量高于宇通路桥下的力量型工人。

同样是卖鸡蛋灌饼的刘女士，一个多小时已经卖出了50多张。她指着马路上的垃圾带说，“塑料袋是装饼子和包子的，杯子是盛豆浆、八宝粥的。”

紧邻着鸡蛋灌饼摊，是一个百货摊位，摆满了安全帽、电工手套、袖头、工具包、手锯等物。摊主张大哥告诉记者，这里和桥下市场的最大不同，是早上5点左右特别扎堆，最高峰达到七八千人，几乎占据了半条马路，有时候交警都不得不来维持秩序。而随着用工单位车辆的陆续入场，5点半左右就会散去一半。到了6点左右，几乎所剩无几。

随着民工人潮散去，环卫工们开始清扫路面。一辆消毒车在民工呆过的路段，来回低速行驶喷洒药水进行消杀。

年轻人一技傍身底气足

临近7点，现场只余下20多位等活儿的民工，统一戴着黄色的安全帽。

按照约定俗成的划分，路口东侧是钢筋工等活儿的区域，西侧则是木工的地盘。

33岁的邱治林是周口太康人，得知记者刚从桥下市场过来，有点得意地说：“那里都是掏力人，我们这儿是搞技术的，不一样。”

按照邱师傅的说法，没文化的人就算干一辈子，连图纸也看不懂，只能掏力气。而有知识肯学习钻研的人，干个三五年就能出师，“这一行我都干了10来年了”。

攀谈中，记者得知邱师傅身兼两职，他有自己的商务车，也有自己的同工种朋友圈子。遇到大生意，他可以承包揽活儿，自己开车带队去工地。而遇不上大生意，或是想歇歇了，就一个人自由打零工。“遇到大活儿，小包一下，一天能挣个六七百，不过太操心，责任也大。自己一个人干，一天能挣个不到300块吧”，邱师傅也感慨今年生意不如往年，“去年一天还能挣个350 到380左右，今年不中，活儿太少。”

“有活儿就干，没有就算”“不中了，下午找老乡喝酒去”……40岁左右的开封杞县人张师傅和通许人王师傅，和邱师傅一样，都是木工。

比起宇通路桥下市场年龄偏大的主流务工群体，一技傍身且不乏知识储备的年轻务工者，显得颇有底气。

揽到一天200元的铲灰活儿

“会扎丝不会”“钢架活儿干过没”“电焊懂不懂”……

现在没点技术，真是不敢出门。记者在两个市场试图跟随务工大军体验一把。但面对老板挑人时的提问，却是一问三不知，完全白脖。

7点多的时候，华南城一工地的周老板，开着轿车赶来招工，说是需要两名提灰铺地平的工人，主要工作是装运砂灰，活儿比较急，但没啥技术含量，一天180元工钱。记者寻思，这活儿能干啊。

由于是技术工，即便是干力气活儿，大家对这个价钱也不太满意。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议定“每人200块，管午饭。”

一番“死缠”，记者总算挤上了车，一起去的还有新乡来的工人陈师傅、商丘籍的程师傅。

工地在20公里外的华南城二街，周老板领着记者一行来到工地，跟门卫解释说，工地上原有六七个工人，因为工期紧，不得不加派人手，临时从劳务市场找了人来。

在门口领了安全帽，扫了健康码和行程码，记者一行顺利到达指定地点。

园区的四层商铺已基本竣工，只剩下绿化、补墙砖、贴四层地砖等收尾工程。商铺二三层之间是宽敞的大平台，记者和陈师傅、程师傅当天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将砂灰从三层底部的大平台，提到第四层室内。

每幢楼体的平台上，聚集着10方左右的砂灰堆，一共有16堆。

提灰铺地平是3到4人一组配合施工，分别负责铲灰进桶、提灰上楼、铺地找平。记者和陈师傅、程师傅还有周老板分在一组。

周老板有个很“休闲”的名字——周墨，猛一听还以为是“周末”。老板人很实在，话不多，抢着上了4层，干起最累也是最危险的提灰倒灰的活儿。

干了一个半小时便汗如雨下

大家不由分说各就各位，甩开了膀子。周老板见记者实在没啥经验，技术活儿更是一窍不通，便安排记者跟着程师傅，往胶皮桶里铲灰。

砂灰呈深灰色，比起沙石和水泥较轻，开始铲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累。据了解这是从发电厂拉来的炉渣，也属于轻型建材，用于室内下沉式卫生间的地面回填。砂灰回填之后，还要接着打上5公分的水泥，才能铺地砖。

一堆砂灰10方，1方需要装10桶，10方就是100桶。两只大号胶皮桶轮流作业，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闲。

由于缺乏经验，记者几次在吊起的胶皮桶下铲灰，丝毫没有注意到头顶满载的砂灰重达两百多斤，吓得周老板和程师傅连着喊：“去一边！去一边！”

日头越升越高，阴凉地越来越窄，一个半小时过后，砂灰约有提上了五分之一，记者便感觉汗如雨下。尤其是因为头戴着安全帽，嘴上顶口罩，整个头和脸热烘烘的，全部湿完，水浇过一样。

忍不住用手背擦汗，马上变成了熊猫，不得不四处找水管冲洗。

努力坚持了不到3小时，中间“躺平”了三四次。近11点的时候，腰酸背痛大汗淋漓实在吃不住了，扔了铁锨跑到阴凉地“避暑”，周老板在楼上开玩笑说：“就你这干法，非把老板赔死不可。”

程师傅过来观察记者的手掌，说“算了，都快起泡了，你还是歇着吧。”

工地项目部有食堂，可以顺便搭伙，午饭有卤面、盖浇饭，缓过劲儿的记者完全变身“干饭人”。

吃罢饭不休息，转移楼栋继续铲灰、提灰、铺地平，一天功夫下来，大概能整好一间半房子。

临近傍晚6点半，天色有了暗下来的意思。一天没说几句话，只顾埋头干活儿的周老板，很爽快地和工人们结了帐，然后催着记者一行三人赶紧上车。

“我们都是打工的”

从哪接来的，还送到哪去，这是劳务市场招用临时零工不成文的规矩。

“干体力活儿也得用巧劲儿，架势得摆对，不能蛮干。”上了车，程师傅还在纠正记者的动作。而陈师傅则一口一个“老板”跟周墨寒暄，希望以后有活儿多多关照。

“啥老板呀，我其实也是打工的。”周老板说，自己身为包工头，只能算是包工链条的第四层，“甲方华南城算是第一层，下一层是建筑商，作为收尾工程的装饰公司是第三层，我从装饰公司手里包过来铺地平的活儿，算是第四层。你看，你们给我打工，我给装饰公司打工，装饰公司给建筑商打工，建筑商给开发商打工，我们都是打工的。”

晚上7点多，夜幕即将合拢。

收工的民工纷纷从四面八方被送回出发地，刘湾劳务市场一时聚集有上千人。程师傅说：“每天早上5点多，每天晚上的6点多，是刘湾最热闹的时候，像赶大集一样”

民工们三五一群，相互约谈着晚饭的去处，询问者一天的经历，打听着不同工地同一工种的价格行情。或是打个电话，报着平安，探问家里老婆孩子的状况。

夜色越发暗沉，远处零散幽暗的灯光，将民工群体雕刻成扑朔的剪影。每天的清晨和傍晚，这些人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周而复始。

他们的身后，除了灯火辉煌的城市，除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还有一个个依靠和指望着他们的家庭。

这不禁让记者想起了《孤勇者》里那句歌词——“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