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技术发展以及媒体行业的变化，全球新闻学院不断调整，以应对新技术带来的挑战。美国新闻学教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经验一直为国内大学所借鉴。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从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结构等多方面对美国新闻学教育应对技术改革措施进行全景式扫描。这些研究主要以哥伦比亚大学、密苏里大学、西北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等为研究对象，这些学校拥有美国新闻学专业顶尖学院，然而这些学院在资金、人才、地域等方面的优势对于国内大部分学校的新闻学院而言难以复制，故研究其经验的本土转化具有一定难度。

事实上，除上述新闻学院外，美国亦有很多历史悠久且实力不俗的新闻学院。爱荷华大学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知名的公立性综合大学，也是美国大学大十联盟盟校。该校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成立于1924年，有近百年历史。1948年，该学院授予全美第一个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1984年，由该学院主办的校报《爱荷华人》获评美国最好的校园报纸，迄今为止依然是美国大学校报的佼佼者。本文以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学院新闻学教育方面的经验考察，为这一领域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案例以及更多元的视角；通过对该学院院长大卫·雷菲教授的访谈，了解该学院在数字时代教育改革的举措，寻找可以进行本土转化的经验。

将优秀的写作技能、持续学习的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作为学生必备能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笔者：据学院网站介绍，学院本科专业课程体系主要培养专业技能、对媒体社会角色的理论化思考以及职业道德。请问这一培养目标的含义是什么？

大卫·雷菲：美国大部分新闻学院都是新闻学职业学院，这意味着所设课程致力于以培养训练学生从事新闻工作为主。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设在文理学院里，因此我们除了培养学生的技能外，更希望他们拥有宽广的知识背景。

以前媒体行业稳定时，新闻学院如同法学院一样运作，如果学生考取了法学院，他们将来会去律师事务所工作；如果学生考取了新闻学院，他们毕业后会去一家报社或电视台工作，可能在同一家新闻单位工作30年，这曾经是一种非常稳定的模式。那时的模式相较于大部分新闻学院并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现在，媒体行业发生了极大变化，已经很难有人在同一家报社工作30年了。现在的新闻行业更像电影行业，假如你在好莱坞想得到一份工作，那可能在1-2年内都没有报酬。你需要不停地做事、发展人脉，最终才能开始获得报酬。然后你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在一部部电影中学会一个个技能。现在的媒体行业也是如此，我们的学生实习过很多次，和他们付出的相比，那些工作本质上是免费的。他们在免费工作一年后可能得到第一份工作，然后从这个工作跳到另一个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不仅要掌握专业技能，同时也应该擅长学习新知识，要考虑到现在的专业技能可能在10年后就不存在了，必须不断学习新技能。广阔的知识背景有助于让学生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自己寻找解决办法。所以，我们的模式是将人文教育与新闻学教育结合起来。现在来看，这样也更具有吸引力，因为广阔的知识背景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成长为一个不断学习的人。

我们告诉学生：所有的传播活动都要建立在新闻学的基础上，新闻学的基础是写作，任何地方都想要写得更好的人，想要能够寻找信息、解释信息且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人。所以，优秀的写作技能、终身学习能力和职业道德这三种能力是所有传播活动的基础。即使媒体行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三种能力永远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课程体系就是以专业技能为基础，为学生提供足够灵活的课程，让他们将专业课程与自身兴趣结合起来。

笔者：这样的培养目标效果怎样？

大卫·雷菲：现在我们有600多名本科生，我们的学生毕业时基本都能找到工作。从学生与学院的关系来看，我们做得还不错。我见了一些雇主，他们招聘的学生中有我们学院的，也有密苏里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其他大学的。大多数雇主对我说，我们的学生在毕业时可能不够专业。比如，他们学过消息写作，但没有像其他学校那样反复训练和实践。但是，我们的学生更擅长写作，也能很快学会其他必需的技能。而且，他们还能从更开阔的视角发现问题、寻找机遇，能更快为雇主单位带来价值。

将数字新闻写作作为特色，延续写作品牌

笔者：在政治学领域中，东西海岸和中部地区的大学研究侧重不同。比如，东海岸大学的政治学系更关注联邦政府事务以及政客的活动；西海岸大学的政治学系更关注政治文化研究；中西部地区的大学，如爱荷华大学的政治学系更注重量化方法的训练。请问，在新闻学教育中是否也有类似情况？

大卫·雷菲：新闻学与政治学有所不同。美国目前大约有400多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是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也是全美规模最大的新闻学院之一，在美国新闻学教育领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爱荷华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新闻学院都具有较大规模，其他大部分学校的新闻学院规模则很小。目前，一些坐落于东西海岸大城市学校的新闻学院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大城市是数字技术的发源地，那里的新闻学院和科技公司开展了更多合作，推动了数字新闻业的发展。

目前，较大的网络新闻公司、数字新闻公司的总部都不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分布在纽约、旧金山、西雅图、波士顿等地，这种情况与新闻行业的分布是一致的，而新闻教育则与新闻业紧密相关，因此中西部大学新闻学院的数字新闻并不突出。这种情况就好像中国的媒体行业创新总是发生在北京和上海一样。

笔者：您认为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特点是什么？

大卫·雷菲：爱荷华大学以写作闻名，特别是创意写作。爱荷华大学有作家工作坊（著名作家聂华苓于1967年在此发起“国际写作计划”，打造作家工作坊这一平台，现在每年暑假依然都会举办——笔者注），英文系有非小说创意写作，所以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也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一所以写作见长的新闻学院。其他大学学生来到这里基本上也是因为学院在写作方面的名气。不过，现在几乎所有的新闻写作最终都呈现在手机而不是报纸上，适合手机等设备的写作形式我们还在探索中。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教授新闻写作并因此获得了声誉，但数字新闻写作时代的到来，让我们正逐渐失去名气。如何将写作这一品牌在21世纪得以延续，在数字写作方面依然保持竞争力，我们正在努力尝试。

笔者：数字写作方法已经形成了吗？

大卫·雷菲：我们在教数字写作，但我们需要从头思考数字写作。我们依然不是很清楚应该如何讲述适合手机阅读的故事。当人们的阅读方式变成滑动屏幕时，我们应该如何讲述一个故事？读者是一直向下滑还是上下滑动抑或是左右滑动？又或者，滑动方式重要吗？虚拟现实如何运用于手机阅读？怎样把你正在写的信息和其他信息链接起来？我们需要努力去创新21世纪的写作方式。

假设我们学院在旧金山，我们就可以和一些创新写作方式的公司开展合作。这些公司有大量与写作创新有关的数据，比如用户信息、人们阅读信息方式的数据等。假设能与脸书合作，就可以获得数千万人的数据进行实验，然后很快得到结论，但这涉及个人隐私问题。在爱荷华州，这样的科技公司很少。我们正努力与这样的公司合作，将他们的成果与写作创新结合起来。我们曾经以写作而闻名，写作是我们的品牌，这是上一代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将朝这个方向努力，将这一品牌继续发扬光大。

为学生的下一步而不是终身职业做准备

笔者：您认为数字技术对于新闻学教育的影响是什么？

大卫·雷菲：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方面，我们还不清楚应该如何训练我们的记者，因为新闻业的变化是如此巨大，我们仍不清楚新闻业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没有这些知识，我们就很难决定到底应该做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新闻学院选择教学生新的工具和应用。因为无论这个领域向哪个方向发展，学生都需要了解相应软件、了解虚拟现实技术、学会如何使用相机等。所以，美国的新闻学教育设置了很多技术相关的课程，如视频编辑、网页编辑、播客制作，等等。

而我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我们认为，让学生能够思考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比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更重要。举个例子，为什么要用播客讲故事而不是instagram（图片分享社交应用）？大部分新闻学院并不训练学生反思技术的运用，但我们在这样做。这又回到之前讨论的问题——文理学院的背景使我们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我们不希望学生的课表全都是技术课程。少关注一点技术，多一些对技术使用目的和对媒介环境的理解、对技术如何改善叙事方式的理解更加重要。

笔者：刚刚我们谈到了数字技术，请问学院是如何保持与前沿技术接轨的？

大卫·雷菲：我们有很多种方式。一种是培训教师，即邀请技术专家来学院开设工作坊，或与一些公司合作，对教师进行培训，使教师了解新的技术和趋势。鉴于爱荷华城并没有那么多经验丰富的媒体人，我们一般是在总统大选期间雇佣一些驻扎在爱荷华城的全国性媒体记者。他们会在这里待一个学期甚至一年。另外，我们的校友也会回来作讲座。我们还设有实践学术委员会，为我们提供行业发展的信息和发展建议。

我们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不一样，哥大新闻学院的学生在读书以前大部分已经是记者了，他们已经做了专业选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是如此。但是我们的学生并不一定知道未来要做什么，他们可能做记者也可能不做。我们一共开设了12门专业课，虽然无法在12门课程中让学生获得最大的职业经验，但会尽可能教授他们更多知识。我们建议学生在三个方面进行发展。首先，要学好12门主要课程。其次，在大一、大二时去学校媒体——《爱荷华人》、爱荷华人电视台实习。学校总共有10个校园媒体，学生不必非要准备好了再去实习，在实习中同样会得到训练。第三，要求学生在毕业前完成2-3次校园外实习。通常情况下，一次是在本地媒体实习，可以在校园媒体或本市媒体进行；另一次可以在本州或者区域性的媒体，比如在芝加哥的媒体实习。如果学生以后想去旧金山或纽约工作，最好有在这些地方的媒体实习经历。实习的目的是，可以深入了解将要生活的城市——比如如何坐地铁、如何租房子等；有助于建立在当地的人际网络。如果一个学生认真上课，在校园媒体将课堂所学转化为实践经验并在其他媒体实习过，那么他已经为第一份工作做好了准备。

我们无法为学生的一生做好职业准备，因为在新闻行业领域再也没有终身职业了。学生必须给自己创造一份与新闻相关的职业，可能是一家创业公司，可能是非营利组织，也可能是政府机构或广告公司和公关公司等。他们在不同行业的转换中学会了各种技能，选择了自己的职业。这也是他们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笔者：所以，你们的目标是帮助学生为第一份工作做准备吗？

大卫·雷菲：我们是为他们的“下一步”做准备。学生毕业后第一步要考虑的是：我要做什么？我将住在哪里？我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他们不必想余生要干什么，即使他们想安定下来也无法确定。“下一步”是在此之后，他们将成为终身的学习者，不断学习新的相关技能。这就是新闻业现在的模式。我们在为他们的“下一步”做准备（第一份工作即毕业后的“下一步”，学生在第一份工作中获得的技能同样是为“下一步”工作做准备，人文知识背景有利于持续学习，为“下一步”做好准备——笔者注）。

技术快速迭代背景下，新闻学院更需要“技术+”理论型人才

笔者：学院里包括全职讲师以及终身教职的教师，有多少人具有业界经验？

大卫·雷菲：其他大学新闻学院具有终身教职教师的业界经验相比我们更丰富。因为我们属于文理学院，所以更看重学术背景。我们学院的大部分教师在本科毕业后会直接去研究生院读书，没有任何实践经验。

笔者：在中国，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是学术背景更重要还是业界经验更重要。您怎么看？

大卫·雷菲：这是个长期存在的矛盾，但考虑到新闻业的变化，这种讨论可能不需要了。因为新闻学教育既需要经验也需要理论，新闻业需要职业技能，也需要对这份职业有着深刻理解的人。在新闻业，学术背景和业界经验的结合有助于产生新的解决办法。在美国，新闻学院一直被经验和理论之间的矛盾驱动着向前发展。在我看来，这一矛盾现在已毫无意义了。假设你曾经是一名记者，辞职后到了大学不再做记者，你在大学里工作2-3年后，对原先新闻单位所发生的事情也就一无所知了。你的技能可能已经过时，你的经验对学生而言也没有太大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更需要那些在行业中实践并对行业有一定思考、可以和大学里的老师一起建立新知识体系的人。

在科技与媒体资源并不丰富的条件下，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将数字新闻写作作为学院特色，力图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新闻业失去终身职业的背景下，他们将为学生的“下一步”而不是终身职业做准备作为培养目标，目标更灵活、更实际。他们在教授技术且不断更新课程体系的同时，将广泛的人文教育作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强化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应对不断变化的新闻传播行业。事实上，新闻业前途未卜，宽基础+技术的方式与教给学生各种技术的改革策略孰优孰劣亦无法判断。国内很多地方的新闻学院在科技支撑、媒体资源和资金支持等方面面临的情况与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是相似的，这些相似因素使得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近年来的改革经验更具本土转化的可能。如何分析自我、找准定位、差异化发展，或许是爱荷华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作者 姜巍 系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讲师，曾赴美国爱荷华大学文理学院政治学系访学）

来源：《神州学人》（2022年第9期）

作者：姜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