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无数怀揣梦想的有志青年为寻求救国图强之路远渡重洋，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如此评价这一段历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苦苦追寻，一大批先进青年在‘觉醒年代’纷纷觉醒。伟大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国青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急先锋。”当时的旅法学生和劳工群体深受“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从而开展平民劳工教育实践，给我们的教育研究与实践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教育救国”思想与赴法俭学

自清朝中后期起，开明的知识分子即主张通过教育提升国民素质，挽救国家江河日下的局面。郑观应即提出“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这一主张被随后的康梁维新党人所发展，形成最初的“教育救国”思想。辛亥革命后，面对国家贫弱、军阀窃取革命果实的现状，一批“开眼看世界”并游历欧美的教育家继续宣传“教育救国”并付诸实践。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强调教育的重要，提出“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在这种思潮下，早期留法的李石曾等人于1912年在北京成立“留法俭学会”，开始向法国输送留学生。俭学会的简章中写道：“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可见其最初目的只倡导“俭学”而“勤工”并未考虑在内，所以最初留学人员的家境相对优渥，出国留学人数则相对较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旅欧学生陷于困顿，李石曾才于1915年成立“勤工俭学会”，倡导以勤工来解决生计问题。1916年，蔡元培与法国方面合作成立华法教育会，推广勤工俭学并开展旅法华工教育。著名教育家吴玉章当时也参加了华法教育会的组建和运转工作。

(资料图片)

一战华工与平民教育实践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战华工”已经不再是一个无人了解的话题。根据法国保存的资料，北洋政府曾认真考虑过军事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即所谓“欧战”），段祺瑞在短暂下野期间曾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准备参加欧战。1917年，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集团对同盟国宣战，最终限于国力，改为以允许英法两国雇佣华工的方式参与欧洲战场。

法方资料显示，当时中文媒体一度将一战华工称作参加欧战的军队。资料中也证实，当时法国战争部确有将华工编入法军作战的想法，但因障碍重重最终只有极少数华工加入法军直接参战。欧战中，英国雇佣的华工以军事编组方式配属英军作战部队进行战地服务，而法国招募的华工部分被安排进入兵工厂等工业部门进行生产劳动，部分被派往战场做一些辅助工作。华工的实际待遇颇为艰苦，法劳工部的历史文献也指出，华工的待遇是“不人道的”，当时法国当局对华工进行了严苛的限制，包括严令禁止报道华工、禁止华工与当地人通婚等。据统计，一战期间英法两国雇佣了约14万华工，主要是来自山东一带的流民和失业者。面对庞大的华工群体，华法教育会除了推广留学法国，也在华工中开展扫盲教育，并帮助华工为自身权益进行一定程度的抗争。

在当时开展华工教育的前辈当中，晏阳初格外与众不同。晏阳初原名晏兴复，字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3岁起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被认为是民国时期“平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与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留法教育家不同，晏阳初先期留学美国，直到1918年受邀赴法国任北战地服务干事，作为志愿者为在欧洲战场的华工提供服务。起初晏阳初的主要工作是代人写信，朝夕相处中他深感华工境遇艰难，逐渐萌生了教授华工识字的念头。他尝试着选取1000个常用汉字用来教华工识字，为其以后的平民教育实践奠定了基石。在开展华工教育的同时，晏阳初还在法国创办了一份中文劳工报纸《驻法华工周报》。通过华工教育实践经验，晏阳初从中受到启发，回国后编辑了《平民千字课》并开展了全国识字运动，后于1922年筹资建立200多所平民学校，开辟了教育救国浪潮新思路。在筹资建校期间，晏阳初还收到一名华工寄给他的一封感谢信和3年来在法国战场上积攒的365法郎，这让他倍受感动。在法国的华工大多来自贫苦家庭，感同身受的苦难遭遇让晏阳初萌生了强国先强民的想法，自此开创了平民教育之路，这也是晏阳初后来几十年坚持平民教育的信念。

勤工俭学与早期共青团的活动

早期的留法俭学会有一定的精英化特点，每年的留学生规模并不大。随着一战中“俭学”与“勤工”结合起来，加之战后法国政府急需外来劳工，对来法勤工俭学持较为积极的态度，赴法留学规模开始扩大。吴玉章于1917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先后送近2000学生留学法国，其中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人员多由新民学会负责组织，毛泽东也曾有过赴法的念头，但最终还是选择在北京大学半工半读。

“扩招”之后的勤工俭学很快遇到了困难。1920年起欧洲经济陷入衰退，同年底负债累累的华法教育会宣布“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当年的法国各种社会思潮激烈碰撞，热血青年们在现实的教育下很快投入左翼思想的怀抱并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1922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陈延年、陈乔年在法国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于次年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先后创办了刊物《少年》《赤光》。1923年，邓小平经人介绍正式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生涯。1925年、1926年，随着主要成员陆续回国，早期旅欧党组织和团组织的活动逐渐减少。

之后的历史证明，单纯的“教育救国”和“平民教育”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中国被动挨打的屈辱局面。晏阳初等人回国后先后在河北、湖南开展大量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实践，一度形成“北晏（阳初）南陶（行知）”的局面，但无法在全国推广，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力开展扫盲教育和农村建设，才真正扭转几千年来的乡村教育困境。“教育救国”真正的意义，在于为当时的有识青年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使得先进青年接触到共产主义思想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实践。而“平民教育”的理论则在客观上契合了党的群众路线，在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回望百年，曾经的旅法青年苦苦求索救国之路并最终找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继后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回顾这段教育史，教育先辈们孜孜以求、躬身践行的精神为我们今天的教育研究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教育工作者正需要有这种求实探索的精神，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创新理论、勇于实践，为国家和民族输送更多更优秀的青年才俊。（作者乔士艳系四川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旅法教育协会副会长，杜学元系四川师范大学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长）

来源：《神州学人》（2023年第6期）

作者：乔士艳 杜学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