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家应该更多地走出去，在世界舞台上展现风采!”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发言中对中国考古人提出了殷切期望。

走出去之所以被重视，与一个国家考古实力紧密相关。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今年3月接受大河报记者专访时曾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事业进步巨大，特别是近十年，我们的田野装备、研究手段等大幅提高，包括DNA、精密测年技术都有应用，考古用车从越野车到工具车到房车都有，很多装备老外看了都羡慕。中国每年的发掘项目数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无疑是考古大国，不过还不敢信心满满地称为考古强国，差距就在“走出去”三个字上。

“考古强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你不光懂自己，你还懂得其他文明，有第一手的研究，这方面我们比美国、日本还有欠缺。”王巍说。

不过近几年，中国考古人正在拥有国际视野并尝试在国内考古任务的繁重压力下尽可能多地“走出去”，主导国际性的学术互动，参与其他古老文明遗存的发掘。王巍说，中国从2013年起开创性地举办了两次世界考古高端论坛，把世界顶级专家请来点评世界范围内的考古议题。而在2014年，中国与洪都拉斯签署协议，对玛雅文明核心区一个重要宫殿遗址进行发掘，中国考古人的考古铲首次伸向美洲，这被认为是中国考古事业的一次标志性“走出去”。“今年，我们和埃及、印度的考古合作也在接洽。”王巍表示，考古强国说到底是文化强国的延伸，是软实力的体现，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中国考古人必然要走出去。

而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上，一批已经走向国际的中国考古人悉数亮相，带回了乌兹别克斯坦国费尔干纳盆地明铁佩古城遗址、洪都拉斯玛雅城邦科潘遗址、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柬埔寨吴哥窟从事古迹保护与研究以及在非洲肯尼亚探寻古国马林迪的最新学术成果。

其中，肯尼亚的项目是该国迄今最大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永乐通宝、龙泉窑瓷器等或可作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之一;科潘遗址发现了精美龙头雕刻、人面装饰焚香器、玉坠等高等级遗物，以及玛雅贵族使用的祭祀工具--鱼刺和黑曜石刀，将有助于破解玛雅文明衰落之谜。

“走出去才能看到别人究竟是在怎么考古，相互交流，深入地了解外国考古情况和国际规则，反过来促进中国的考古水平。”这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元林的深切体会，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和同事就代表中国参与柬埔寨吴哥窟核心区周萨神庙的保护维修与研究，目前该遗址自2007年启动的第二期保护维修项目大部分已经完成，工作受到了联合国的高度认可。

据了解，截至目前，已有至少20例中国考古人走出国门参与发掘的项目。“虽然还难说成为气候，但中国考古人走向世界已是蓄势待发，可惜我已经不能走出去了，80岁了!”李伯谦在大会期间受访时笑言。

这种往外走，背后是中国考古科技、装备以及理念的稳步提升。“中国考古在技术上已经达到世界一流。10多年前，可能我们看到日本考古工作者的装备会觉得很稀罕，现在包括三维建模、无人机都已经在中国考古工作中很常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刘国祥说。

在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现场，记者也看到了不少考古设备展销商的宣传摊位，包括文物低氧气调保护设备，也包括高倍显微镜、各种款式的考古铲等，其中不乏国货。一位销售告诉记者，中国考古机构在设备和技术投入上“很舍得”。

“作为中国考古人，处在现在这个时代是幸运的，我们在物质条件上真的比过去好很多。”北京联合大学的黄可佳曾和英国和法国考古工作者一起在土耳其进行考古发掘，他说，在硬件和技术上，中国考古人都并不逊于这些传统考古强国。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主任金正耀教授受访时表示，现在国际上考古应用的最新技术中国基本都掌握，水平都是一流的，比如释光、碳十四、质谱仪、各种同位素的分析。“我们很多专业成果都在国际上发表了，硬件也不比国外差，很多装备的型号都是最新的，所以做出来的数据也是得到国际认可的，是高质量的数据。”

金教授告诉记者，目前中科大在考古技术上已经跟国外开展了很多合作，其中包括希腊古洞穴遗址样品的分析、测试，“我相信我们不但会走向国际，将来也会有更宽的国际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