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由于资源禀赋、功能定位等因素的不同，在创新能力上也逐渐产生差异，并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形成多极引擎。

近日出版的《2020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下称“报告”)显示，从区域创新综合指标来看，我国排名前十位的省份依次为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山东、湖北、安徽、陕西和重庆。其中，东部省份仍然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北京、广东、上海、江苏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超过50%。

报告课题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柳卸林接受采访时表示，总体上看，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格局基本形成，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存在。

“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圈将形成多个区域创新增长极，创新要素集聚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柳卸林说。

东部省份创新能力最强

报告显示，2020年广东区域创新能力排名第1位，北京、江苏分列第2、3位，与上年保持一致。

课题组供图

东部省份仍然是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全国前10位中华东七省市占5位;中部六省创新能力均有所提升，未来还需进一步结合中部崛起和黄河高质量发展战略提升创新能力，实现协同创新与联动发展;陕西、重庆、四川是西部地区的创新领头羊，但甘肃、青海、新疆等地区创新能力依然偏弱。

从排名变化情况看，2020年排名上升的地区有12个，分别是新疆、青海、陕西、山西、辽宁、河南、安徽、宁夏、河北、江西、湖南和湖北;排名下降的地区有8个，包括天津、贵州、重庆、云南、广西、甘肃、吉林和黑龙江。

从研发经费来看，2018年政府研发活动经费投入总量为3978.63亿元，较上年增加14.09%，全国有27个地区政府研发投入较上年有所增加，其中重庆、江苏和陕西投入增长超过30%。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上海5个地区的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达7252.49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超过60.37%。

课题组供图

以广东为例，除了GDP总量常年第一，广东也高度重视对创新的投入、对外开放以及市场活力。

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广东政府研发投入增长超过19.67%，国际论文数增长13.27%，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当量和每万人平均研究与试验发展全时人员当量分别增长了34.93%和32.81%，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增加了208家，风险投资额增长了53.55%。

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广东在基础研究、创新载体建设等方面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打造了较为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不过，广东省内各地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2018年，珠三角地区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为2586.01亿元，占全省R&D经费的95.61%，东翼R&D 经费54.40亿元，占2.01%，西翼R&D经费28.51亿元，占1.05%，山区R&D经费35.77亿元，占1.32%。

此外，广东省内R&D经费支出超过百亿元的地市有4个，依次为深圳(占42.96%)、广州(占22.19%)、佛山(占9.42%)、东莞(占8.74%)。

今年排名上升的地区，也推出了适合区域发展的创新政策和战略。比如，为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安徽省政府采取深度参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新模式，从资金、人才、土地等方面入手，采用地方财政资金支持基础研究，配套园区建设、建立国家科学中心首席科学家制度、允许重点项目建设资金可按照一定比例用于人才引进培育、省市优先保障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重大项目建设用地等举措。

“领先地区越来越强调对科技的投入，尤其是北京、上海、广东这几个领先地区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另外，地区之间的差异除了领先企业、各地政府科技投入之外，还和数字化转型的关系很大。”柳卸林告诉记者。

课题组供图

相关数据也印证了柳卸林的观点。赛迪顾问此前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DI)》显示，2020年DEDI指数排名前五的省份为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上海，这一排名与2019年基本相同(浙江、上海名次互换)，数字经济头部成员基本稳定，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核心。

三大科创中心成核心支柱

报告认为，总体来看，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多个创新集聚区，分别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冀创新集聚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创新集聚区、以广东为中心的珠三角创新集聚区，以及以成都、重庆、武汉、西安为中心的区域性创新集聚区。

根据报告，北京、上海、粤港澳三大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了创新型国家的三大核心支柱和动力源 ，汇聚了全国30%的R&D经费投入、35%的地方财政科技投入、38%的有效发明专利以及43%的高新技术企业。

几个城市群中的龙头城市也各有差异。

柳卸林说，北京的优势在于丰富的科技资源与人力资源带来的强大知识创造能力。除了延续保持知识创造的优势以外，近年来北京不断加大企业创新投入。

上海在报告中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第一。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上海拥有较强的知识获取能力，聚集了大批外资和大型国有企业。另外，上海具备良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除了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还有自贸区新片区、科创板、长三角一体化等战略机遇。

课题组供图

谈到三大城市群的差异，柳卸林认为，京津冀从20年的长视角来看，基本没有变化，协同创新环境有待进一步加强;长三角稳步发展，差距在稳步缩小，一体化程度逐步提升;粤港澳地区整体区域协同水平较低。

“长三角从目前的资源配置看，不管是从科学技术、产业互补，还是企业家要素、科教资源等，应该都是国内最完备的地方。长三角三省一市产业有互补性、相似性，这样一来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或聚集就比较容易。” 柳卸林表示。

在柳卸林看来， 未来城市之间的竞争，是创新生态的竞争，是综合性的竞争。“区域创新范式在发生变化，单纯的科技驱动、市场驱动已失去主导地位，对制度创新、生态型创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他说，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应该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同时布局科教资源，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的创新模式，把握数字经济机遇。“区域创新能力受到创新政策环境、人才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水平、产业发展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而数字经济的崛起为区域创新中要素流动、协同发展、产业升级等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政府应不断完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制定明确的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政策。”

(课题组注：报告中数据来源主要包括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报告、中国火炬统计年鉴以及 国家科技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工商局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遵循国际上大多数报告的年份数据选择，报告年鉴数据要滞后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