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地区“一市独大”、“省会独大”的现象已经引起高层关注。

“省会独大”成为普遍现象

“西部地区‘一市独大’现象比较严重，一些西北省份的省会城市在全省份的经济总量中占比超过了50%，这与均衡协调发展的思路不符。”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宏观经济组副组长丁任重向第一财经表示。

在中西部地区，“一市独大”主要表现为省会城市独大，省会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在全省的经济总量中占比高，是省内绝对的经济支柱。学术界往往以城市经济首位度这一指标来衡量比较，就是城市GDP占全省GDP的比例。

从2019年各地GDP来看，省会城市首位度占比超过30%的有10个省份，其中，宁夏银川占比最高，达到50.6%，其后依次是吉林长春50.3%、青海西宁占比44.9%、黑龙江哈尔滨38.6%、四川成都36.5%、西藏拉萨36.4%、陕西西安36.1%、湖北武汉35.4%、甘肃兰州32.5%、海南海口31.5%。

在省会城市首位度前10名城市中，中西部地区就占了7个，可见中西部地区省会独大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省会城市GDP占比高，还表现在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巨大差距，一般都在2~3倍左右。

比如，2019年，河南省会郑州GDP为11590亿元，第二位洛阳GDP为5035亿元，第三位南阳GDP为3815亿元;湖北省会武汉GDP为16223.21亿元，第二位襄阳GDP为4812.84亿元，第三位宜昌GDP为4460.82亿元。

其中，四川省的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差距最为明显。2019年，四川省会成都GDP为17012.65亿元，第二位绵阳GDP仅为2856.2亿元，成都GDP总量是绵阳的近6倍，绵阳GDP总量不到成都的17%。

丁任重表示，“一市独大”有历史的原因，在长期不发达的阶段，城市级别更高，资源的集中度就越高。在这种背景下，省会城市会集中更多的资源，但仅仅是省会城市的发展，是难以对全省经济形成更好支撑的，难以推动全省协调发展的。

“一市独大”不仅带来经济发展的失衡，其虹吸效应还不断抽取省内其他城市人财等资源要素。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区域经济研究室主任陈耀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市独大”究竟多大才算?综合研究认为，首位度最好不要超过30%，首位度过大不利于省域内的协调发展，省会城市过大会造成虹吸效应，对周边地区资源要素产生吸附，对周边地区发展很不利。优质资源向省会集中，不利于相对均衡发展，尤其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强省会还是多中心?

不过，省会城市独大的现象并没有收敛，还在新形势下有强化的迹象。

在中央强调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之际，一些省份推出了强省会战略。2017年，陕西省为支持大西安建设，将西咸新区划归西安管理;2019年，济南市合并莱芜市;今年6月，四平市代管的县级公主岭市改由长春市代管。

这一“强省会”的潮流在今年又有了新的迹象。最近，武汉市发改委针对湖北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第20200607号提案有关“鄂州并入武汉”作出回复，其中提到“鄂州并入武汉属国家重大行政区划调整”。这一回复被认为武汉将与鄂州实现合并。在这一消息的刺激下，西安和咸阳合并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丁任重表示，强省会战略的推进应当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特别是在一些不发达的省份，应当慎重考虑。强省会战略有的可以理解，比如山东济南和莱芜合并，壮大了济南的城市和GDP规模。但因为山东经济总量第一的城市是青岛，济南中心地位不足。

不仅如此，丁任重还表示，强省会战略推进大多采用行政手段，比如撤县撤区、区划调整等，最初是土地、人口、GDP、投资等向省会集中，在推进过程中一些软要素，如技术、信息、政策等更加向省会城市倾斜，加剧区域不平衡和城市不平衡现象。

陈耀也表示，中西部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应当培育次级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比如河南在壮大郑州的同时也在培育洛阳，以双中心共同带动发展。而经济双引擎在沿海比较多见，比如广州和深圳、杭州和宁波等，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多极化、多中心态势。

陈耀表示，中西部地区的省会独大也要看所处区域、区域内的自然条件和发展阶段，比如宁夏面积比较小，青海地广人稀，主要资源集中于省会城市也是符合规律的。但是对于其他有条件的省份则需要从一极向多极发展。

事实上，在一些经济基础比较好的省份，除了省会城市之外，已经有一些城市出现上升势头，而且相比西北省份，有些地区城镇化加快，城镇和人口密度比较高，有一定产业基础，这些都可以成为重点培育对象，比如陕西省的榆林和宝鸡，湖北省的襄阳和宜昌。

四川也在2018年提出“一干多支”战略，鼓励和支持绵阳、德阳、乐山、宜宾、泸州、南充、达州等7个区域中心城市争创全省经济副中心。不仅如此，在区域板块上，大力培育内江、自贡、宜宾和泸州四个城市所在川南地区，作为四川的希望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