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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南

正值节后返工季，就业市场一片红火。但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公司堂而皇之将30岁作为招聘年龄上限，让不少求职者感到诧异与无奈。网上也有人就此关联延迟退休话题，调侃道：“30岁求职嫌老，60岁退休嫌早。”

调侃归调侃，却也反映出结构性就业矛盾，以及一些人对当前职场环境的现实感受。从“人到中年，职场半坡”“35岁危机”，到如今30岁成了求职一道坎，网络热点里，隔三差五就会出现一波“年龄焦虑”的故事。这其中固然有一些人放大个案、制造焦虑的套路，但也确实有不少企业，明里暗里抬高就业门槛。这些门槛与延迟退休等话题碰撞叠加，自然更会戳中大家的敏感神经。

应当看到，每一代人、每个年龄段都有各自的压力，大家也都需要努力生活。同时也要承认，在信息时代，知识、技能以及生产条件更新速度加快，多数人的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未必能一直跟得上迭代的脚步，随着年龄增长体能下降，如果充电不足，在竞争中更容易显出劣势。这是职场的残酷，也是职场的现实，是每个人都会遭遇的发展瓶颈。就个人来说，与其对着年龄嗟叹，更重要的是真有一技傍身，将自己的“不可替代性”牢牢攥在手里。这需要个人保持清醒、终身学习，积累工作的经验，站在技能的前沿。对用人单位来说，不能光想着简单“摘果子”，满眼“性价比”，也要正视自身用工需求难以与劳动者能力水平直接匹配的现实，做好岗位培训、保护员工权益，最大限度将不同年龄段员工的工作能力和潜力都激发出来。当产业发展与劳动技能、劳动保障彼此促进，绝大多数劳动者能够和时代、和单位共同成长，年龄焦虑自然会减轻许多。

从更深层次来看，中国人口数量已经步入下降周期，这也是许多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过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社会老龄化逐渐加深，更要求全社会珍惜和用好人力资源，发掘更可持续的人才红利，同时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缓解处于价值创造黄金期、也是家庭责任主要承担者的中年人的种种焦虑。无论是出于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在法律层面明确就业歧视认定标准、完善法律救济渠道，平衡雇佣双方的利益，还是加快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老年友好型社会以及更为高效的失业保险制度，目的都是要为大家减负兜底，以更扎实的社会安全网，传递出更强的确定性。

疏解“年龄焦虑”是一个综合性、长期性的工程，提供更多支持、创造更好环境，广大劳动者，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社会中坚人群，才能够放下担忧，全心打拼，为自己和家庭、也为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