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金运激光、冠城大通、综艺股份、泛海股份、宝鹰股份等多家公司公告了其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董监高等去年7月间发布的“一年期”增持承诺完成情况。梳理发现，尽管承诺完成情况不一，但依规履约仍是主流，同时也出现承诺“打折”、无力履约等情况，甚至公告承诺后就没有下文。

法律人士认为，资本市场相关方的承诺并非儿戏，需要切实履行。去年的增持承诺潮虽是市场非理性下跌之际的特殊“救市”方法，但作为规范化的市场，增持承诺方要重视自己的承诺，监管部门则应该适当介入，督促承诺方履约。

多家公司完成承诺

7月5日，冠城大通公告，公司控股股东福建丰榕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3日起12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实施期限已届满，增持不超过2%股份的计划已完成。公告显示，自首次增持之日起至2016年7月1日期间，丰榕投资累计共增持公司1.95%股份。丰榕投资几乎“顶格”完成增持计划。

除了“顶格”完成增持计划，“打折”增持的也不在少数。以综艺股份为例，实际控制人昝圣达承诺，2015年7月2日起12个月内，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7月5日，综艺股份公告，昝圣达完成增持承诺，增持公司股份117万股，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09%。综艺股份表示，由于公司自2016年1月7日起开始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程序尚在进行中。考虑到相关监管要求及公司规范运作的需要，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昝圣达将不买卖公司股票。

有些公司的“一年期”增持承诺则是以最低限精确完成。以互动娱乐为例，公司控股股东陈冬琼提前“交卷”完成增持计划。陈冬琼此前承诺，自2015年7月8日起12个月内，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票，累计金额不少于1.83亿元。去年9月，公司公告，截至2015年9月21日，陈冬琼通过“博时资本-众赢志成3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增持公司1.30%股份，平均价格约为11.26元/股，增持金额共计约18301.70万元。

有的公司“翻花样”完成增持计划。以万家乐为例，2015年7月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州汇顺投资有限公司函件，汇顺投资计划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2%公司股份。不过，最终通过汇顺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张明园三次增持以完成承诺，累计增持0.29%股份。对于承诺履行方从控股股东转变为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称“通过个人增持更能提振投资者的信心”。

“只要符合事先约定的增持范围等，从法律意义上相关承诺方已完成承诺。不过，在去年7、8月间，不少增持承诺从一开始就界定相对模糊”。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指出，例如，北京君正去年7月8日公告内容仅为，公司董事张紧等人计划自2015年7月9日起至2016年7月8日，根据有关规定，通过二级市场或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承诺搁浅原因不一

数据显示，从已经到期或者即将到期的增持承诺完成情况看，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依规履约的情况是主流，不少公司甚至提前完成增持计划。但目前仅有少部分公司“一年期”增持承诺到期，大部分公司的承诺期限还有几天或几十天的“窗口”。“预计整体履约情况应该相对不错，毕竟从去年7月以来，市场宽幅震荡甚至大幅下跌，给了增持资金不少买入机会。”国金证券分析人士表示。

但也有一些公司的增持承诺在公告之后就如泥牛入海，难寻后续踪迹，让人担忧其实施情况。2015年7月9日，重庆燃气公告，在不影响公司上市地位的前提下，控股股东重庆能源拟于未来12个月内，在公司股票价格严重偏离价值时，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但查阅公司公告，并没有发现其增持推进的情况。“‘股票价格严重偏离价值’是相对主观的判断，重庆能源或许就是利用了这一点”，有市场人士指出。易世达去年7月8日公告，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振东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2%公司股份。而查阅此后的公司公告，同样没有后续增持信息发布。资料显示，刘振东在去年三月通过协议受让的方式，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杭州光恒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的名义“接盘”入主易世达。随着承诺履行期限临近，一些公司“变通”相关增持承诺。以盛屯矿业为例，公司实际控制人姚雄杰及盛屯集团计划自2015年7月7日起12个月内，增持金额不低于3亿元公司股份。同年7月9日，公司第二大股东刘全恕发布股票增持计划，计划增持金额不低于1.6亿元。今年6月6日，盛屯矿业公告称，刘全恕由于个人资金筹措的原因，无法继续实施股份增持计划。经商定，姚雄杰愿意代替刘全恕实施股份增持计划。截至公告日，刘全恕“不低于1.6亿元”的增持计划尚未实施。

也有公司曝出不能履行增持承诺的情况。抚顺特钢7月2日发布提示公告，接到控股股东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书面通知，东北特钢集团因流动资金不足已经导致债务违约，无资金能力履行于2015年7月8日作出的增持公司股份承诺。彼时东北特钢集团承诺，拟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累计金额不低于18000万元公司股票。

“大股东、董监高的增持承诺，是去年7、8月间，市场非理性下跌之际，监管部门引导与公司自救相结合而产生的结果。虽然说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但作为监管部门的政策，以及大股东、董监高等向市场做出的正式承诺，相关承诺方需要履约，监管部门也应当介入，以维持市场规则的权威性”，上述中银律师事务所人士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