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银行业业绩快报相继“出炉”。
记者注意到,在2020年末上会前夕主动撤回A股IPO申请的广州农商行,也于3月15日发布了业绩预告。那么,经过一年多时间,该行在经营与发展方面表现如何呢?
据广州农商行2021年业绩预告,该行总资产、营业收入双双增长。不过,净利润却呈下滑趋势,且降幅逾20%。
记者梳理发现,广州农商行撤回IPO申请的背后,或离不开震荡不止的高管层。
2018-2021年,包括原董事长在内,广州农商行数十位高管“辞任”。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22年后该行高管辞任的余波仍未平息,就在其发布业绩预告前不久,又一位股东监事辞任。
在高管层风波不休期间,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大幅下滑,三年时间减值损失增9倍。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持续上涨,拨备覆盖率则持续下跌。此外,核心一级资本水平承压显著,不断逼近监管红线。
在此背景下,中诚信曾经将广州农商行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不过,在新董事长上任后,该行积极增资扩股,大力“补血”近100亿元,其评级展望由负面再被调整为稳定。
预计净利下滑逾20% 减值损失三年增9倍
3月15日,广州农商行发布2021年业绩预告。在总资产、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同时,净利润表现却难言理想,两位数下滑。
预告显示,广州农商行2021年各项业务实现平稳增长,预计总资产增幅12%-15%,营业收入增长10%-12%。此外,净利润同比下降25%至30%。
年报显示,截至2020年末,广州农商行总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为1.03万亿元、212.18亿元、52.77亿元。根据2021年业绩预告的变动幅度与2020年年报,记者计算得出,该行2021年总资产预计约1.15-1.18万亿元;营业收入约233.4-237.64亿元;净利润约36.94-39.58亿元。
广州农商行缘何预计2021年净利润下滑?该行解答称,受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等因素影响,出于谨慎性稳健性原则考虑,集团全年计提较大额度的资产减值准备,化解风险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农商行的减值损失此前已连续三年上涨。2017-2020年分别为7.88亿元、59.69亿元、70.86亿元、78.93亿元。其中,2018年增幅高达657.62%,包括信用减值损失58.30亿元、其他资产减值损失1.39亿元。此外,三年增幅达901.89%,约9倍。
增势不减的减值损失推高了广州农商行的营业支出,进而拖累了该行的盈利能力,净利润增速连续两年下行。2017-2020年,该行分别实现净利润58.91亿元、68.32亿元、79.11亿元、52.77亿元,增速为15.98%、15.79%、-33.30%。
与此同时,广州农商行的营业收入增速也趋于下行。2017-2020年,该行分别实现营业收入134.79亿元、206.67亿元、236.57亿元、212.18亿元,增速为53.33%、14.47%、-10.31%。
除了经营效益背负下行压力外,广州农商行的资产质量也面临一定挑战。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6月末,该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分别为48.05亿元、83.20亿元、103.10亿元、113.01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24%、1.73%、1.81%、1.77%;拨备覆盖率为277.61%、208.09%、154.85%、154.05%。
中诚信出具的报告显示,由于加大对表外理财存量历史包袱的计提力度,广州农商行2020年信用减值损失支出同比增加10.93%;同时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宏观经济衰退、房地产调控政策等因素影响,去年末不良率较年初上升0.08个百分点。
此外,中诚信指出,业务的持续发展和盈利弱化导致广州农商行资本充足水平持续下滑。截至2021年9月末,该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分别为8.04%、9.63%、11.77%,2018年这三项指标分别为10.50%、10.53%、14.28%。经计算,分别下降了2.46个、0.9个、2.51个百分点,并且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较监管红线(7.5%)仅差0.54个百分点。
高管辞任余波未平 新董事长上任积极“补血”
由于经营效益增长乏力、资产质量与资本充足水平下行,广州农商行的评级展望被下调。
2021年4月19日,中诚信公告称,考虑到广州农商行盈利及资本等相关指标弱化趋势明显,对该行的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且未来发展仍具不确定性。因此,中诚信决定将广州农商行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维持其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记者注意到,中诚信还提到了广州农商行的高管层问题。公告显示,2020年以来该行高管变动较为频繁,且目前组织架构仍在持续调整过程中,未来的战略实施和业务发展面临一定不确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广州农商行发布2021年业绩预告不到一周前,该行又一位高管辞任。
3月11日,广州农商行公告称,因所任职单位的其他工作安排,张纲于近日向该行监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辞去第三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委员职务。
在此之前,广州农商行已有12名高管“辞任”。
据广州农商行官网, 2020-2021年,该行3位高管辞任。具体来看,2021年9月13日,非执行董事袁笑一因工作变动原因辞任;2020年3月10日,股东监事张大林因需投入更多精力处理其所在公司的经营管理事务请辞;2020年1月14日,独立非执行董事容显文因计划移居海外请辞。
2018-2019年,广州农商行7位高管辞任。具体来看,2019年11月27日,非执行董事张永明为投放更多时间处理个人事务请辞;2019年8月14日,非执行董事邵建明为投放更多时间处理个人事务,专注发展个人业务请辞;2019年7月21日,董事长兼执行董事王继康因工作调动原因请辞;2018年11月22日,股东监事卢练因希望投放更多时间于其他工作请辞;2018年10月26日,非执行董事郑暑平请辞;2018年6月19日,职工监事肖世练因工作调动原因请辞;2018年2月1日,监事长兼职工监事刘文圣因工作调动原因请辞。
此外,广州农商行2019年年报显示,该行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左弋以及副行长张东,也均因个人原因请辞。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州农商行原董事长王继康辞任一个月后,广州市纪委监委公告称,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0年3月19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依法对王继康提起公诉;同一日,该行原行长助理吴海峰因涉嫌受贿罪、行贿罪被提起公诉;不到一周时间,3月24日,原业务总监陈千红因涉嫌受贿罪被起诉;7月13日,原副行长彭志军因涉嫌受贿罪被捕;10月8日,广州市纪委监委公告称,该行原非执行董事李舫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相关法律人士表示,企业及其高管一旦涉及刑事风险,很大程度上会导致IPO受阻。
2020年12月29日,证监会披露,鉴于广州农商行已申请撤回申报材料,决定取消对该行发行申报文件的审核。同一日,广州农商行发布公告表示,鉴于战略规划调整,经审慎考虑,并经与该行A股发行申请相关中介机构审慎研究,决定撤回A股发行申请。
证监会披露的《第十八届发审委2020年第183次工作会议公告》显示,广州农商行拟于12月30日上会,也就是说,该行是在上会前夕突然撤回申请。
事实上,广州农商行从开启A股IPO进程到撤回申请,尚不足3年时间。2018年8月20日,广州农商行办理了辅导备案登记;2019年3月15日,该行首次在证监会网站披露了其A股招股说明书;2019年12月20日,该行披露了更新后的招股书。
不过,2020年4月29日,证监会公布了《关于对广州农商行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管措施的决定》,决定指出,“经查,我会发现你公司在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过程中,存在部分金融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充分、个别违约债券会计核算前后不一致等问题。”按照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在高管层风波不止、冲击A股受阻后,时隔一年多,广州农商行迎来新掌门人。
2021年4月2日,广东银保监局发布核准蔡建担任广州农商行董事长的任职资格;10月16日,李亚光担任该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获准。就此,该行形成了“一正三副”的高管架构,即行长易雪飞、副行长陈健明、林日鹏、李亚光。
在新高管层架构完毕后,广州农商行稳步推进增资扩股,积极运用资本补充工具“补血”。
广州农商行2021年12月1日、21日发布的两份公告显示,该行配售H股、发行内资股完成后,所得款项净额分别为21.85亿港元(约合17.75亿元人民币)、78.77亿元人民币,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共计约96.52亿元人民币。
今年1月20日,广州农商行再发公告称,该行已完成非公开发行H股及内资股,注册资本由98.08亿元增加至114.51亿元。相应地,已发行股份总数由98.08亿股增加至114.51亿股。
基于广州农商行增资扩股稳步推进、所处地区良好的经济和信用环境、作为上市行具有较为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渠道、明确的市场定位、快速灵活的决策机制以及较好的存款稳定性等信用优势,2021年7月29日,中诚信将该行的评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稳定。
不过,评级报告也指出了广州农商行面临的诸多挑战,包括宏观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对业务运营、资产质量和盈利带来负面影响、较高的房地产相关行业敞口和非信贷资产风险暴露加大信用风险管控难度、盈利能力有所弱化、经营区域同业竞争压力大以及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等。
广州农商行在2021年的业绩预告中表示,未来将充分考虑经济环境变化对资产质量和财务效益的影响,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逐步提升经营效益,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那么,若广州农商行顺利实现上述目标,该行是否会重启A股上市进程?记者将保持关注。(记者 谢奀国 实习记者 刘锦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