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文剑

[不少受访业内专家认为，上海在跨境电商领域要想有所突破，焦点可能还在于“机制”和“平台”]

至少在跨境电商业内人士的眼中，上海市商务委日前释放的“跨境电商第三方平台正在重新搭建”是某种“积极的信号”，但上海要走出跨境电商的“低地”则需要多部门“联手改善”。这一切努力的背后存在一个正“爆发式增长”的数字：在即将到来的2016年，我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很可能达到6.5万亿元。

差距？

2013年5月，国家先后批准了8个试点城市进行跨境电商业的试点城市，上海是其中之一，而其他城市则分别为郑州、广州、深圳、杭州、宁波、重庆和天津。

迄今为止两年多时间，B2C领域的跨境电商正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并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复旦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岳称，作为对传统大型贸易模式和传统零售模式的一种颠覆，跨境电商跳过代理、分销、经销等所有中间环节，以及流通环节产生的各种税费，打造出从工厂到消费者的最短路径。

该中心研究员黄昕帆认为，跨境电商与一般贸易在征税方式上的差异是跨境电商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一般贸易所征收的“关税+增值税”通常在27%左右。而B2C或B2B形式的跨境电商则征收“行邮税”，税率相对更低。

“按照该计税方式，进口商品的税率最低一档为10%，大部分商品税率低于一般贸易进口税率，此外，在行邮税中，应征进口税税额在人民币50元以下的，免征行邮税，使商品具有了较强的价格竞争力。”黄昕帆说。

黄岳也据此认为，这成了国内跨境电商近两年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公开资料显示，全国跨境电商平台已超过5000家，其中天猫国际、淘宝网分别有5400多个品牌商家和70万小商户从事跨境电商业务。eBay在全球的2500万商户中，在中国内地从事跨境出口业务的就达5万家。

行业专家透露，国内在该领域的跨境电商应该是在30%左右。2013年和2014年的增速分别是31.3%和33.3%，而占全国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已经上升到14.2%。

其中，在跨境进口方面，深圳、广州、宁波、郑州、重庆都在今年上半年交出了“业务增长超3倍”的成绩单。

“但与其他城市相比较，上海进入人们的视野恰恰是‘规模小、发展慢、与其他城市拉开了差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其中还包括“企业感受度不高”。

这些业内人士在描述上海在B2C领域的跨境电商现状时，多使用“鲜明反差”加以形容，他们的依据来自于全国多地的“行业成绩”及其对比。

“在今年的一季度，全国多个试点城市就已经完成去年全年的业务总量。”一名业内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公开数据显示，在体量、规模和税收占全国前三的杭州、郑州和广州，日均成交均超过10万单，单日峰值成交100万单以上，上年分别完成跨境个人物品2690万单、1560万单、1000多万单，货值分别是19.1亿元、13亿元和32.2亿元。宁波、深圳和重庆等地日均2万～3万单，上半年业务量同比增长20～50倍。

这一领域得以实现的“高增长”似乎来自于“加快发展”的政治信号。

制高点

今年5月，产业发展的速度在国务院发布“加快电商发展的意见”后逐渐“提速”。该意见明确提出，今年将积极开展跨境电商综合改革试点工作。

于是，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优势”，多地正在大力推出在服务跨境电商上的“优惠政策”，并试图抢占跨境电商的“制高点”。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黄丽华表示，为扶持国内跨境电商发展，不少城市在试点工作中纷纷研究制定优惠政策，推出有利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通过流程便利等多项措施，营造出有利的发展环境。

“这些优惠政策不仅包括主体培育、平台建设、人才引进，也涉及周边配套设施，如电子商务园区建设、物流和融资体系的完善、配套服务质量的提高等等。”黄丽华说。

在国务院发布该意见一个多月后，杭州市人民政府在今年6月26日开始试行《关于推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通知》，并推出了包括整个产业发展链条的多项“鼓励措施”。

此前，杭州在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获批前后，已经形成“1+5+X”的园区布局，1是杭州市整体作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5是目前的5个主体园区，X是杭州下辖各区的跨境电商园区；同时市层面也出台了跨境电商转向政策，以及建设跨境电商小镇的工作方案。

根据最新的通知内容，杭州在鼓励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上，将对年成交额超过1亿美元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每招引1家年进出口额在100万美元以上的外贸企业在平台上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业务，给予不超过2万元的资金扶持。每家跨境电子商务平台的资金扶持总额不超过500万元。

同时，鼓励各类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开设子网站或独立页面，杭州对年成交额超过1亿美元的跨境电子商务平台，针对英语国家和地区开设子网站或独立页面的，给予不超过10万元的资金扶持；针对非英语国家和地区开设子网站或独立页面的，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资金扶持。

此外，在仓储企业配套服务商方面，仓储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以上的，按照合同实际使用面积给予不超过每平方米3元的租金补助，每家企业享受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

在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引进培养上，杭州对开设跨境电子商务专业，而且纳入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计划的在杭高校，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资金扶持。

与全国其他城市相比较，郑州和浙江义乌等地在“跨境出口”业绩的爆发性增长还得益于充分享受到了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根据义乌市统计局今年8月初的经济运行数据，义乌全市进出口总额156.1亿美元，同比增长43.5%，今年1至9月，义乌市跨境交易额为445亿元，同比增长46.8%；跨境快递日均出货40万票，同比增长43%；全年预计交易额超500亿元。在销售平台上，80%以上的电商都实现了eBay、亚马逊、速卖通等全网营销，而销售区域则由美国、欧洲向俄罗斯、巴西等国家拓展，已经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义乌市电子商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科科长骆旭锋认为，义乌的优势在于拥有7万多个实体商铺，这是全国乃至全球都无法比拟的区域优势，即使是阿里巴巴，也很难复制移植这样的市场，而且非常适合跨境网络销售。

在骆旭锋看来，义乌市场具有丰厚的外贸渠道和经验，通过“义新欧”集装箱专列在2014年1月20日的开通，义乌的小商品经新疆阿拉山口等边境口岸，直达中亚、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义乌市相关方面表示，中亚五国已成为义乌外贸出口的重要目的地，而由义乌海关监管的中亚五国的集装箱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为了突出义乌在跨境电子商务方面的优势，从事外贸等主体转型跨境电子商务趋势明显，他们较现有的跨境网商在供应链和境外市场熟悉度等方面优势更为突出。

义乌市在政策引导、经费保障、发展平台、人才培训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工作举措。

“我们在2014年出台了《关于对大型跨境电商进行房租补助的实施办法》，义乌市内年销售额3000万人民币以上或者日均出单量在2000票以上的跨境电商企业实施每月8元/㎡的补助房租。”骆旭锋说。

在业内专家看来，在跨境电商领域发展速度较快的郑州市也在电商公共服务领域“做得到位”，原因离不开当地政府高度重视、商务成本低、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效率高这3个方面的因素。

规范

一名多次参与该行业同业调研的专家分析，上海在跨境电商B2C领域的“数据落后”可能与相关政策“不够大胆”有因果关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专家称，根据上海市商委公布将在接下来的2个月中搭建全新的监管平台，并解决数据的保密问题来看，其他试点城市几乎已经解决了这一平台问题后才迎来了井喷式发展。这意味着，其他试点城市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上海的前列。

对此，从1997年就开始从事电商行业研究的上海财经大学信息管理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帼龄提出了一个“解释”：因为“操作过于规范”才导致今天出现的“数据落后”，而“落后”可以反过来说明“上海监管体系的严格”。

她根据自己的研究经历认为，上海在B2C领域以及跨境电商领域中的产业政策设计和监管体系上“全国最为严格”，而在执行操作过程中也“最为规范”。

采访中，多家知名电商企业承认，虽然不同城市在口岸监管、检验检疫等方面尺度不同，操作手法也不尽一致，但“上海最为严格”。

一知名电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杭州实行商品出区预报关制度，在打包发货前信息推送和清关流程可以全部走完，正常情况下的通关过程1个小时左右即可完成。

该人士透露，在上海报税进口清关实行“信息推送后置”制度，商品出库前再推送清关信息，包括入境申报信息以及物流单、支付单、订单“三单”推送，这容易导致流程不顺畅、耗时长，因此在时效性、客户体验上大幅下降。

京东国际购总经理邱煌这样告诉记者，上海监管部门根据新的《食品安全法》，制定了更严格的落实措施，所有上架商品必须按照要求逐一完成SKU备案审批，而且不少商品大类比如保健品、眼药水和部分化妆品、食品等被限制进口。

“我们当然尊重和积极配合政府部门严格保护消费者安全的决心，但从措施上，其他试点城市更加便利化和人性化一些，比如广州南沙仅需提供商品大类的备案，境外最新上市商品小批量、零散的跨境进口可直接入境。”邱煌举例称，比如跨境进口商品强制“贴单”，上海要求每个进口商品，必须贴上详细中文信息才允许清关，无形中提高了企业运行成本。在杭州、郑州等试点城市中，只要求在商品购买的电子网页上张贴电子信息即可。

劳帼龄表示，还有“完税价格”、“单次货值”等实际操作层面，上海的监管都较为严格。

如果站在跨境电商的角度去看待“上海监管严格”的问题，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多数受访的跨境电商平台告诉记者，必要的监管不可或缺，但“规范”的另一面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效率降低”，而“时间”对大多数跨境电商平台意味着“生命成本”。

即便上海在出口方面，电商也“抱怨较多”。“出口清关、退税、外汇兑换等方面，监管比其他城市严格得多，对企业资质要求多、流程复杂、成本高，外汇兑换受额度控制，政策不如外地灵活。”上海一知名电商平台相关负责人这样告诉记者。

接受采访的多数跨境电商平台在承认“严格监管”好处的同时，他们几乎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上海的监管能否“优化”？

优化

跨境电商平台对于“优化”主要有基于两个现实的目的：缩短货物周转的时间成本，以及提高政府监管部门在接口工作方面的效率。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电商平台负责人表示很关注两种现象，第一，上海保税区发货时长通常在1周到14天左右，而国内大部分试点城市可以保证在5天左右即可发货。

“第二，在政府监管部门的对接上，其他试点城市一般有专门服务机构作为单一窗口，为电商企业提供综合政策服务，上海电商企业则需要分别于海关、商检、外汇、工商、税务等监管主体逐一对接。”他说，为此，他的电商平台也进行了“产业转移”，选择了全国其他试点城市进行“重点突破”。

对此，一位接近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的人士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抛开时间上的因素，相比较全国其他城市，上海的国际贸易体量位于全国前列，而为此投入的监管资源也需要与此相互适应。

该人士称，在充分的监管资源保证和扶持政策帮助下，其他试点城市可以实现政府监管部门在保税仓库中的“入驻管理”，很大原因上来自于可以充沛调动的监管人力资源。由于上海作为主要口岸的工作压力巨大，而且B2C的跨境电商交易量也只有B2B的10%左右，上海在这方面客观上相对地紧张。

两年来，包括跨境电商、业内专家等业界一直“联合呼吁”，以改善现状。一名周转于全国各口岸的业内专家透露，自己的情绪一段时间有些“泄气”：“有些会议让我参加也推托了，因为说来说去，都是些司空见惯却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

“上海试水跨境电商业务，推出公共服务平台两年多时间，与电商业界同仁的期待有所不一致，大家普遍期待公共服务平台的设计能有所优化，为此大家积极呼吁的时间差不多是一样长的。”1号店对外事务总监彭述刚表示，作为一家知名电商平台，与业界同行业企业一样，1号店也对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改革持有同样的期望。

在上海美华系统有限公司董事长罗贵华看来，上海眼下面临两个课题：一是总结跨境电商试点落后的原因，并避免以后类似的情况再现；二是如何放下“大口岸”的身段，把其他试点城市已有的好理念、好做法、好平台，快速移植到上海来。

美华公司作为口岸物流信息服务领域内的专业公司，近期承建了多地跨境电商的公共服务平台，在承建工程的过程中，罗贵华逐渐了解到各地在跨境电商领域的需求，以及未来的计划和想法。

罗贵华认为，上海有跨境电商业务的市场需求，有海空运的成本优势，也有人才基础，实现快速增长和超越完全有可能。“规范”不能成为产业发展滞后的“借口”，我们既要“规范”，又要“创新”。

合力

一个行业普遍观点是，要想实现罗贵华那样的想法，前提在于多个监管部门需要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今年7月20日，上海市政府发布了《关于促进本市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上海市将在跨境电商方面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群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根据该意见的表述，上海市将依托本市电子口岸，把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成为“单一窗口”平台，为进出口电商和支付、物流、仓储等企业提供数据交换服务，为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外管等部门提供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提高口岸监管便利化程度。简化企业申报办理流程，建立公平、开放、透明、高效的对接服务机制。

业内人士称，上海市已经成立了市跨境电商工作领导小组，而该小组正在积极推进落实，促进本市跨境电商健康快速发展。

实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上海在跨境电商产业上将在数年内位于“全国前列”。

作为跨境电商产业上的重要监管部门，上海海关在日前提供给记者的书面回复中回应，已经实行了多项举措来“改进”相应问题，如进口环节行邮税可以网上支付，即消费者购买商品的同时，根据系统显示需支付的行邮税金额缴付税费，系统确认后生成税单，并根据需要将电子税单投递至消费者电子邮箱。由此，避免了以往消费者自行前往海关现场办理手续的繁琐流程，通过网上即可完成全部申报纳税手续。

与此同时，上海海关还实现了进境应税商品担保验放以及进境商品向海关自动备案制度，并主动开发上线了商品自动备案系统，通过预先设置的关键词将待备案商品分为三大类：低风险商品、高风险商品、其他商品。由于对于占总量的90%的低风险商品实现7×24小时实时自动备案，其余商品则由人工专业审核。这在上海海关看来，将大幅提升跨境电商业务的效率。

接受采访的多名业内人士认为，上海及长三角经济区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和良好的产业基础，要改善目前的状况，还是需要在跨境电商的公共服务上提供更多的选择。

本月16日，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开放发展”新闻吹风会上，上海市商务委主任尚玉英透露，上海正在重新搭建一个跨境电商第三方监管平台，由政府财政出资，属纯公益性质。

对于上海要成立“数据保密”的第三方监管平台，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从政府规范监管，还是从企业的发展需求而言，业界同仁都普遍希望在今年剩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这一目标能有“大的突破”，充分体现上海市政府办公厅今年7月份发布的关于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文件精神，形成公平、开放、透明、高效的对接服务机制。

彭述刚认为，虽然目前上海市政府针对跨境电商第三方监管平台重新搭建、公共保税仓及自建保税仓设立等问题的具体政策方案尚未公布，但尚玉英日前透露的信息无疑已经明确了上述这两个问题的框架性设想。

他说，因为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与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税务等部门对接，它的3个核心目标是确保交易真实、产品合规、税收不流失，这决定了这一平台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体现的是政府监管和公共服务的双重职能。

因此，从上海作为贸易中心的角度讲，公共服务平台的“公共服务性”、商业支撑服务的“市场竞争性”这两方面得以改善，相关业务量肯定会在上海进入“快车道”。

邱煌认为，“比如之前作为指定平台的‘跨境通’，其业务效率等方面还可以与电商平台之间更紧密合作，进一步增强，”邱煌说，“无论是销售平台、支付平台还是仓储物流平台，应该比较多样化一些。”

两个问题和一个高地

不少受访业内专家认为，上海在跨境电商领域要想有所突破，焦点可能还在于“机制”和“平台”，它归根结底在于两个问题：是否全面引入第三方跨境支付工具，以及公共服务平台能否放开。

为此，业内专家为记者提出了一些设想，跨境通和东方支付身兼多重功能，一些功能“不妨剥离”，如在转变公共服务平台运行模式上，东方支付的一部分功能可以转型为上海跨境贸易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主要承担企业商品备案、物流、文件、通关等方面的服务。

专家还建议，在进一步向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支付工具要更加开放，为企业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而在和天猫国际、洋码头以及东航物流和邮政EMS等企业的多次交流中，该专家获悉了这些“电商的强烈意愿”。

“建议打造两个以上的综合服务平台，吸引企业参与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形成合理的竞争格局。”该专家称，杭州仅在信息推送方面就有3种路径可以选择，政府的“单一窗口”、企业的自我推送以及贸易服务商的作用。

该专家称，可以在清关环节适当加快节奏，可以进一步优化清关流程，实行清关信息前置，迅速完成清关的环节。

此外，专家对传统的外贸监管制度提出了“挑战”。

“现有的一些制度已经不能完全适应跨境电商发展的需求，如目前每单1000元购物限额是20年前定的，已经不适应目前的行业发展趋势，可以在保税区先行探索放宽购物金额。”该专家认为。

按照该专家的观点，由于网络备案商品信息和入境经营商品品类上百万种，在申报信息并无太大差异的情况下，逐一完成备案会十分繁琐，但商品备案可以简化。

其他受访专家称，包括保税仓服务、商品品类等方面也可以考虑适度放开。

“保税仓要进一步开放，目前只有跨境通一家为电商企业提供仓储、包装、分拣、报关、查验等服务。建议充分利用保税区物流仓库资源，制定公共仓库的建立规则，海关、检验检疫部门入驻管理或采取电子围网方式进行监管，而其他试点城市则允许一些龙头企业在业务量较大、管理完善的条件下，建立自己的区外海关监管仓库开展跨境电商业务。”该专家表示。

在商品品类上，部分专家认为，“可以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时提供禁售商品清单，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的重点优惠品质，从过去的母婴、美妆、食品保健品，逐步扩大到其他商品。”

专家提醒，虽然我们关注的是上海跨境电商的进口业务上，但全国跨境电商主导仍是出口占多数，主要存在的结汇、退税等工作也需要加大力度，降低操作难度。

最让全国各跨境电商平台“爱恨交加”的是，上海似乎拥有着全国最好开展跨境电商产业的资源。

孟宪煌教授是国内最早的EDI方面研究的专家，他这样描述“上海的资源优势”：上海具备在跨境电商领域突破的条件。

“上海发展跨境电商产业拥有潜力巨大的优势，从口岸上讲，浦东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世界第三、承载了全国一半多的国际航空货邮的进出，上海港集装箱的吞吐量在3500万标准箱以上，连续5年全球第一。”他还指出，上海占全国跨境消费需求的15%左右，是全国最大的跨境消费地。

“这可以用来解释，虽然跨境电商在业务转移后，如上海入境的货物在杭州下沙转关后，为何又重新拉回上海。”孟宪煌说。

在孟宪煌看来，这第三种优势便是“人才”。由于上海的开放性强、国际化程度高，可以更加快速便捷地找到合适的跨境电商人才。

然而，孟宪煌提醒需要注意这么一个趋势，人才一旦在异地安居乐业，那是不会重新回来的。再者，跨境电商的总部一旦搬离或者异地享受到更好的“优惠政策”，并且“业务开展顺手”后，很难会重新考虑再另外择地迁址。

对于上海在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未来，孟宪煌说，有一点毫无疑问，若不改变现状，上海将在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上形成一个逐渐向其他城市“倾斜”的天平。要是解决得好，跨境电商将成上海创新和创业的“高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