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涛

今年春节，一家三口都得了感冒，一岁的儿子还咳嗽、发烧。表妹建议带孩子去灌肠，一灌就好。我很好奇，就问表妹，“医院难道会给灌肠吗?”她说，“医院不给灌，私人诊所给灌肠。”

灌肠这种治疗方法是上世纪80年代常用的治疗手段，现在医院里已经绝迹，只存在于农村卫生站或者社区小诊所里。

表妹是读过大学的人，也知道这种方法不好，但觉得孩子不吃药，用一次也无妨。

于是就和家人聊起了生病时如何处理的话题。我发现，基层医疗条件确实有限，且不说缺乏好医生，那些根植于人们心中的观念，是造成某些不良医疗方式生存的土壤。

去年国庆节，在河北藁城农村生活的80多岁的奶奶跌伤了胯骨，大伯带着奶奶去乡镇医院拍了片子，医生建议转到市级医院治疗。可是，大伯听说保定安国有一家私人诊所治跌打扭伤不错，就带着奶奶奔波了一百多公里去求医。这是一家父子诊所，年轻医生看了奶奶的片子，就对大伯说，没有医院愿意给80多岁的老人家做手术的，风险太大，你们回家用粮食袋把胯骨固定好，躺在床上养着吧。憨厚的大伯点点头，问医生说要给多少看诊费，对方说一般都是300块。大伯情急之下也没说什么，给了300块钱后把奶奶带回了家。

在家休养几天之后，老人疼痛难忍，在几个孙子的要求下去了藁城市的一家公立医院。手术很顺利，回家休养了三个月后，奶奶春节期间已经可以下地慢慢走路了。

当我问起大伯为啥不愿意去医院时，他说大医院人多排队，我们那儿也不熟，心里害怕，宁愿相信村里人的口碑。

说起口碑，表哥给我讲了更离奇的事。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各家有儿子的想生女儿、有了女儿的就想生个儿子，让一些号称可以“左右性别”的私人诊所火起来。

表哥开车从石家庄市区带我去正定县，走到正定永安村之后就全靠打听了，居然真的找到这家综合门诊部。一位60多岁的老医生坐诊。

老医生的诊金200元，会给一服配好的药，并不保准，不开发票也没药方，如果不准下次免费。

我在旁边观察了仅仅半小时，这位老医生已经为十几个前来求子的女人把脉，抽屉里的钱一会儿就堆了厚厚一沓。

单独二孩放开后，有了儿子的嫂子想再生一个女儿，她也曾去找过这个老医生问药，花了800元买了一服药分三次吃，但嫂子最终又生了一个儿子。

农村人相信口碑和熟人，在城市里生活的表哥相信大医院，但信息不对称为“过度医疗”创造了条件，尤其在孩子身上。

去年夏天，大表哥家14个月大的儿子因为发烧抽搐住进了省儿童医院神经内科。住院一周医生给做了一堆检查，包括大脑核磁共振、视频脑电图、腰椎穿刺，都没有查出问题，最后输了五天“大脑营养液”出院了。

据表哥观察，在神经内科病房里住的孩子只要有抽搐、发热症状的，医生都做了一模一样的检查。尤其是腰椎穿刺术，医生每天要做好几个。医生也说了，我建议做，但决定权在你。表哥说，虽然知道孩子受罪，没有几个家长敢说不让孩子做。“我们哪儿知道要不要做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核磁共振、脑电图这些检查也都一并做了。

神经内科用得最多的药就属所谓的大脑营养液了，即奥拉西坦粉针和甲硫氨酸维B1注射液，因为住进去的大都是有过抽搐的孩子，医生说孩子可以输这两个营养液帮助神经恢复。

我对所谓的大脑营养液很好奇，就去一个在线医疗网站上查询。深圳市儿童医院康复科的一位医生的说法引起我的注意。她在给病人的回复中说，所谓大脑营养液的作用没有得到证实，欧美国家并没有输大脑营养液的治疗方法，有些脑电图中有棘波慢波的孩子，反而会因为大脑营养液的刺激而引发抽搐。

我发现医疗体制改革中，需要作出改变的不仅仅是医生和体制，还有病人和家属的观念。病人及家属需要普及一些医学常识。

公立医院很多医生关心的是医院的门诊数量是否够多。然而，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一位儿科主管给我的回答是，希望医生多和病人沟通，不仅给出诊疗方法，多给病人解释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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