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花费20年心血译出的《列夫·托尔斯泰全集》。俄罗斯文学插图：《死魂灵》。
　　（上接B02版）

　　中国的译者与读者一起，在这些舶来的俄罗斯文本中，思考个人价值与国家革命，人道主义与宗教救赎，社会分化与民族命运。

　　在五四之后，翻译俄罗斯文艺作品，就成为泛左翼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因第一代中国译者所受教育，大多为清末留学日本，少数有欧美经历，翻译工作，多基于转译日文与英文。

　　今天，我们很难评估当日译介影响发生之效力，但我们从鲁迅的一则小说中，大致窥见这种影响之深远。鲁迅的《高老夫子》，调侃旧人物追慕时髦，乃以高尔基为兄，自称“高尔础”而言必称“尔基兄”。《高老夫子》收录于1926年出版的《彷徨》，彼时，经过新文化运动十年的教诲，一般的进步知识青年，对俄国知识界著名人物的追慕不已，以致连不明所以的冬烘先生都纷起仿效。

　　影响力的发生，还直接作用于中国近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左翼文艺创作的方法产生了巨大的暗示与引导。茅盾的《子夜》埋藏着《战争与和平》的分层叙述方法，巴金的《憩园》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线结构，不能不说，俄罗斯文学从翻译到进入作家创作，这是深入骨髓的渗透。

　　我们也应当理解，自新文化运动之后大规模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并非毫无选择性，对于作品的选择与理解，都有或明或暗的内在政治逻辑。也就是说，尽管新中国建国前后，存在着个人主动或组织引导的大规模俄罗斯文学译介，但因为政治判断的先决性，实际上也存在着遮蔽。后来，这种选择被准备地归纳为“批判现实主义”，并成为创作指导方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看待上世纪八十年代再一次对俄罗斯传统文学的大规模翻译、整理出版，才能理解其内在的特殊价值。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翻译，一方面是重译经典，而另一方面，则是将之前不被重视的作品，再度引入读者与评论界的视野。在政治改革为纬、经济跃动为经的大变迁时代，对俄罗斯文学的再理解，又一次成了文学界与思想界进一步理解自身所处位置的路标。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世纪中前期的翻译与评论中，并不很受重视，颇有微词者，绝不止鲁迅一人。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仅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就有两家出版社的争相出版（人文社、上海译文社）。

　　新世纪交替之际，这些翻译工作，绝大部分已汇集各个俄罗斯作家的文集出版。俄罗斯十九世纪文艺复兴黄金时代的一二流作家，在国内都有文集或全集出版，三四流作家的重要作品，全部都有译介。

　　传统成为负担

　　世界停留在俄国文学的辉煌期

　　在很长一段阅读经历中，俄罗斯小说——尤其是十九世纪经典作家的作品，与我相伴。应当说，我的文学阅读趣味，同样是被上世纪八十年代型塑的。托尔斯泰的磅礴宏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幽暗深邃、契诃夫的清丽哀怨，等等，很显然，这是那个时代译介的俄罗斯文学留给我的感受。

　　很显然，这个整全的俄罗斯传统文学巅峰，难以用“批判现实主义”这样的概念去套。批判性，确实是他们非常重要的方面，甚至是最基本的色调。但在这里，仍然有一个理解的差异。我们民族，因历史与社会的塑造，大部分读者，不存在对宗教的信仰，更遑论对东正教的理解。在此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批判性，是不具有宗教色彩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批判，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的由社会批判抵达政治批判的概念。

　　但在俄罗斯文学传统中那些分量最重的作家与作品中，其批判的底色之上，却蕴含了宗教救赎的终极关怀。我们还是再回到草婴先生所翻译的《复活》，来看看托尔斯泰的“救赎”观。这本著作，向来被认为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之作。《复活》上来就和《圣经》一样开了个头：天翻地覆、万物生成、万物破坏。小说的结尾，托尔斯泰伯爵又让革命党人在阅读《圣经》中获得了灵魂的救赎。这个很不合情理的结局，意味着托尔斯泰想让小说达成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彼时的俄罗斯革命者，要让革命者学会“托尔斯泰主义”。亚斯那亚·波良那的“文学沙皇”和道德先知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叙述了罪恶，叙述了流血，叙述了暴力，叙述了抗争与愤怒，不过，他却始终一本正经地要教育革命者“不抗恶”，用创造天国的救赎热忱去抹平现世的创口。

　　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们絮絮叨叨的宗教论述大量夹杂在小说文本中，严重破坏了小说的纯粹，但这在他们看来，根本不重要，大道无形，大象无迹：他们只关心人的困惑与救赎。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俄罗斯经典文学也具有复杂性，相对于果戈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沉的宗教救赎，冈察洛夫、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等人作品中的宗教色彩，就比较淡化，但这不妨碍他们的作品本身所达到的高度。

　　巴赫金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之时，使用了“复调”这样一个术语，我们扩大点看，俄罗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不正是创造人之时，赋予了他们深沉的复杂性，使得其内在构造，形成了复杂的多声部对话？这种基于历史、社会、政治与宗教之上的“多声部”对话，不仅是小说中人的困惑，更应是作者本人的困惑。

　　他们的困惑，不正是我们的困惑吗？不正是处在转折时期，所有民族的困惑吗？

　　再伟大的传统，也有枯竭之时。俄罗斯文学在辉煌一个世纪之后，后继无力，这是现实。

　　新世纪之初，国内新一代的俄罗斯译者，重新发现了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但很快，这种发现，就停歇了。

　　其实停歇的不是国内的翻译工作，而是“白银时代”自身。在革命洪流中，白银时代的作家们与哲学家，纷纷陷入了历史与现实的困惑。白银时代的伟大灵魂别尔嘉耶夫、罗赞诺夫等等，纷纷重新回到伟大的传统中去，寻求解答自身的疑问。在政治动荡因素之外，正是这种反向的自我探寻，使得白银时代试图创造新传统的努力，瓦解了。上世纪之交，彼得堡的天才们，在短暂辉煌十余年之后，就向他们文学史上的那些伟人屈服了。

　　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白银时代及之后新方法创作的作品，但毫无疑问，无论是安德烈·别雷，还是布尔加科夫，尽管他们的某些作品光芒四溢。但遗憾的是，他们应有的光彩，因被置入俄罗斯文学巨大的历史包袱之中，往往被遮蔽了。

　　传统成为沉重的负担，新的艺术形态，时刻受到伟大作家们的挑战与贬低。这是一个国家文学传统的幸与不幸。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诺奖评委的简短获奖理由是：她的复调作品是对我们时代的磨难与勇气的纪念。看起来，很像是巴赫金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颁奖词。诺奖，一如对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的肯定，还是将荣耀授予了俄罗斯的伟大传统。

　　斯维特拉娜获诺奖之后，有报道谨慎地评价，俄语文学正在走出低谷。我乐观其成。

　　悲哀之处正在于，不仅在俄罗斯作家面前，横亘着不可逾越的传统巅峰，摆在中国读者、乃至世界读者面前的，也仍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

　　世界，停留在了那个俄罗斯传统文学猛烈冲击我们的“年轻”时代。无论故人逝去，无论新人获奖。

　　张晓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