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与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关节点，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化解短期增长压力、形成可持续增长的希望在202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节点在2020；全面深化改革的时间窗口期在2020。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我国“十三五”改革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十三五”重在谋划好、把握好经济转型与增长的路径选择，以转型改革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并实质性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迟福林

　　“十三五”：经济转型的新趋势、新结构、新动力

　　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提出“十三五”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同时，强调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无论是增长的趋势、结构，还是动力均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变化，增长转型改革高度融合的特点突出。

　　1．经济转型的新趋势

　　当前，尽管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但经济转型呈现新的趋势性变化，使经济稳中向好面临着重要的历史机遇。

　　第一，在“互联网+”的趋势下，“中国制造”正由生产型制造业为主向服务型制造业为主转型，有望形成制造业的竞争新优势。

　　第二，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推动下，规模城镇化加快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估计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有望从现在的不到40%提高到50%左右，从而使人口城镇化率与规模城镇化率的差距从目前的17%缩小到10%。

　　第三，消费结构正处于从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的快速转型中。估计2020年城镇居民的服务型消费比重将由现在的40%左右提高到50%左右，发达地区有可能超过60%，使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

　　2．经济转型的新结构

　　“十三五”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由此引领经济结构升级上一个新台阶。

　　第一，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估计服务业比重将由今年前三季度的51.4%提升到2020年的55%以上，同期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将从15%左右提升到30%左右，使服务业成为引领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

　　第二，基本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估计“十三五”期间消费每年还会以8%～1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消费总规模将达到50万亿元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稳定在60%～65%的区间。

　　第三，基本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估计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将由2014年的12.3%提高到2020年的20%左右，从而使中国在推进双边、多边，以及区域性、全球性的自由贸易进程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3．经济转型的新动力

　　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推进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十三五”既是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期，又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后窗口期”。搞得好，就能够把握主动权，不仅能明显缓解短期经济下行的压力，而且将为中长期保持6%～7%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搞不好，就会陷入被动，并有可能加大经济社会风险和危机因素。关键取决于改革选择，取决于改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经济转型趋势不断破题发力：这就需要坚定改革信念，同时把握新形势下的改革特点，增强改革的自觉行动和责任担当；这就需要突破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掣肘，既不被短期因素干扰，又不受利益关系影响；这就需要调动各方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重用“改革促进派”，建立改革激励机制，鼓励地方的改革试验，从上到下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大环境。

　　“十三五”：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格局

　　以服务业市场开放为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适应经济转型趋势、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又是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落实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需要把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战略重点。

　　1．工业化进入后期，市场资源配置的重点由工业领域转向服务业领域

　　经济转型的新趋势、新结构必然要求增长动力的转换。从国际经验看，由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低附加值的传统工业是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是一个国家由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这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趋势。

　　中国改革开放37年来，由于把握了工业化发展以及全球货物贸易需求快速增长的大趋势，主动推进工业领域的市场开放，从而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十三五”把握增长、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加快走向服务业大国，关键是加快推动以服务业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

　　2．服务业市场开放是市场化改革的“重头戏”

　　多年来，由于市场开放的重心主要在工业领域，服务业领域成为市场化改革的“短板”，主要表现在“三低一高”。

　　一是服务业市场化程度低。例如，工业部门的市场开放度至少在80%以上，而服务部门50%的垄断格局尚未打破。

　　二是服务业对外开放度较低。以几个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为例，122项中有83项针对服务贸易领域，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仍然较多。

　　三是服务业服务水平低。以房地产为例，未来房地产的本质是服务。“十三五”面临着规模房地产如何向服务型房地产转型的问题，核心是以健康服务为重点提高房地产的使用价值。

　　四是服务价格高。例如，2014年中国的宽带平均上网速度全球排在第75位，但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用却是发达国家的3～5倍。

　　总的看，“十三五”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突出矛盾在服务业领域。这就需要尽快打破服务业市场的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服务市场价格，以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这就需要推进服务业准入的便利化改革，使社会资本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体。

　　3．服务业市场开放牵动和影响转型增长全局

　　要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加大，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扩大服务供给能力；要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需要通过服务业市场开放，形成有效投资；要形成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型经济新格局，需要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并通过服务业市场的双向开放，加快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进程。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制定“十三五”服务业市场开放的行动计划。

　　“十三五”：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经济转型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不仅影响短期经济增长，而且掣肘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需要在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同时，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攻坚结构性改革。

　　1．经济转型面临结构性的政策与体制矛盾

　　发展现代服务业需要加大投资。从统计数字来看，2015年前三季度，扣除房地产后的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为24.2%。其中，全社会需求增长比较快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服务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严重偏低。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的宏观政策与宏观体制结构带有鼓励工业发展、抑制服务业发展的某些特征。

　　第一，不讲条件地强调“投资是关键”的政策导向，导致投资消费结构性失衡的局面难以扭转；投资体制改革滞后，导致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业领域困难重重。

　　第二，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营改增”尚未完成，消费税改革进展缓慢，导致地方政府“重投资、轻消费”的行为模式难以改变。

　　第三，金融结构不合理，普惠性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难以得到明显缓解。第四，教育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转型亟须的实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

　　2．啃下结构性改革的“硬骨头”

　　把宏观政策调整与宏观体制改革有机融合起来，闯出一条以结构性改革化解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子。

　　第一，破题投资体制改革，把投资建立在有效需求的基础上。稳增长需要投资，问题是投资要有市场、要有效益，不能为了GDP增长而投资。这就需要突出消费的导向作用推进投资转型，扩大有真实需求的服务业投资比重。

　　第二，加快推进以消费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把消费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税种，提高直接税比重；对服务业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大“定向”减税力度，实现工业与服务业税负平等。

　　第三，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发展以社会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金融机构。着眼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支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民营银行、社区银行等民间金融创新发展、规范发展，通过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第四，调整教育结构，加快发展与经济转型趋势相适应的中高端职业教育，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3．结构性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对传统重化工业时代形成的一整套政策体制的全面调整和系统性重构：既涉及政策调整，又涉及体制变革；既触及行业利益、企业利益，又触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这就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强化改革的组织协调，加大改革攻坚的力度，打破利益固化对结构性改革的掣肘。

　　“十三五”：以纵深推进简政放权形成转型改革的大环境

　　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政府。“十三五”进一步形成转型改革大环境，重在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改革。

　　1．简政放权重在激活市场、解放企业

　　经济转型升级有赖于有活力的市场，有赖于公平竞争，有赖于打破企业创业创新面临的政策体制枷锁。当前，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需要的是加大放权的力度，激发市场活力，严防“把市场关进权力的笼子里”。

　　适应经济转型升级大趋势，简政放权改革还有相当大的空间：第一，建议借鉴国际商事制度经验，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制度。第二，适时取消企业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除政府投资之外，企业一般投资项目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不再要求备案。第三，除农业等特殊产业外，尽可能少用或不用产业政策干预企业行为。

　　2．简政放权重在规范权力运行

　　第一，在全面推进负面清单管理的同时，加快出台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规范、减少政府干预企业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推进监管转型是当务之急。放管结合需要加强市场监管，但不能以监管为名增加企业负担。这就需要加快推进监管体制由行政监管为主向法治化监管为主的转型。

　　第三，简政放权向纵深推进，触及部门间行政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合理配置。为此，建议把行政权力结构的调整提上改革的重要日程。

　　3．简政放权重在确立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理念

　　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的发展。无论是释放13亿人的潜在消费需求，还是形成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都是立足于人的发展。在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今天，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告别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各级政府真正成为公共服务的主体、市场环境创造的主体。这是社会各方面的期待，也是“十三五”政府在转型改革上应有的历史责任和历史担当。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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