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上午，广州市市长陈建华轻车简从来到广州天河区，就该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在天河，陈建华走访了民居、社区工作站，了解了天河区“三线整治”、光网建设以及网格化管理等工作的进展。

今年，是广州城中村安全隐患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的起步之年，天河区以棠东村、车陂村、石牌村等城中村为试点，结合创建“干净、整洁、平安、有序”示范街道启动的“三线整治”工作，为“光纤入村”建设找到了一条新路子，被称为“天河模式”。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走访天河数个城中村发现，“三线整治”、光网建设给城中村带来的，不仅是“蜘蛛网般密密匝匝的电线不复存在，握手楼间重见天日”、“网络提速不提价”的喜悦，更是对广州市市委市政府城中村整治“由拆转改”理念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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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模式以民为本

天河区的三线整治从棠下街开始。

棠下街是广州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街道，7.42平方公里分布了棠下、棠东两个城中村，35万人居住在此，其中外来打工人员就有26万人。

棠下街道党工委书记邹彦庭说，城中村架空管线乱象丛生，在天河区开展“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创建中，就已被列为整治重点之一。天河区成立了以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蓝小环为组长的整治小组。这次棠下整治首先对报废的网线进行剪除，对破损的供电线路进行整治，然后根据“强弱电分离、弱电进套管”的目标进行操作，也就是对网线、电话线、监控线等“弱三线”统一实行管装，对以电线为主的“强三线”将进行清理更换。“我们选择的是‘先通后剪’的办法，确保一次性迁转的成功率，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村民的不便。”

棠下选取了电信、联通、移动等三家有资质的公司对村内“三线”进行整治，由于黑宽带在城中村的利益盘根错节，每当清理了没几天，“蜘蛛网”又爬出来了。村委会和村民租户之间展开了“拉锯战”。

棠东村股份公司董事长潘美春说，为了剪线，与居民激烈对抗是不可取的，干部向村民发火不是问题解决之道。

记者观察发现，在棠东村，村公司、经济社、社区居委会和光纤建设管控小组、施工团队建起了一个整治工作微信群，所有村社干部、网络巡查员包括区、街道领导都在群内。街道、村治保大队、运营商组建联合护线队伍，每天对主路由等线路进行巡查，发现情况、拍图上传微信群，相关值班人员立即跟进处理。“智慧社区也要用智慧办法。”潘美春说。

截至记者发稿为止，棠东村整条村“三线”整治已完成，覆盖近10万用户，梳理“三线”近100公里。经过清剪和铺设光纤线路，基本上实现了强弱分离，极大地消除了安全隐患，因三线乱拉引起的火灾警情，由2014年的每月2—3宗大幅下降为2015年每月0宗。而棠东、棠下两条城中村在梳理“三线”和新铺设光纤线路近1.5万米、清理废旧“三线”近225吨后，网速从原来的1M左右的ADSL，提升到20M以上的光纤网络，村民每M接入成本大幅下降60%以上。

在看到兄弟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时，石牌村也开始了“三线”整治。

如今，天河区元岗村、棠下村、沐陂村、凌塘村、小新塘村、黄村、珠村、员村等城中村均启动三线整治工作，按计划，年底前可完成8条村的三线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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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拆为改景美心靓

“找准工作切入点，广泛宣传，统筹推进，选好营运商，以协调对话为工作机制”成为天河城中村“三线整治”的经验之谈。一句话，多为居民考虑，多从需求入手。

这样的变化，最让车陂村的苏先生满意，“因为我不用担心村屋要拆，被搬去其他地方，仍然可以每年在村边的河涌上扒龙舟了。”

赛龙舟是苏先生小时候最难忘的记忆。但不知什么时候，河涌水又黑又臭，路过都要捂鼻子。还有那些私拉线，打雷都怕起火。在车陂，仅有的5．6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16万人，其中外来人口12万多。

让苏先生记忆深刻的是，2009年，广州曾出台《关于加快推进“三旧”改造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遵循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的原则，力争用10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市“三旧”（主要是旧城区、城中村、旧厂房）改造，用3年至5年时间，基本完成位于城市重点功能区的旧城成片重建改造工作。广州有138个城中村，而冼村、石牌、三元里等52条“城中村”要以整体拆除重建为主。

“城中村要拆，就会拆走牌坊，石板路，还有几十年的记忆啊。”苏先生说。

2014年9月，车陂街道以“干净整洁、平安有序”为目标进行集中整治。各式各样的工程队进来了，剪线的剪线，拉光纤的拉光纤，建垃圾屋的建垃圾屋，街道还画出110个“环卫网格”，要求对应的保洁员看好“责任田”。

治理整顿中，车陂剪除了50余吨各类网线导线，足足堆满了一个篮球场；由于及时入屋收垃圾，区域内垃圾桶的可见数也减少了80%。“天终于亮了！污水垃圾少了。”岸边又成了街坊们散步休闲的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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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一变出路改变

所谓城中村，既有“城”，又有“村”。作为农村城市化过程中一个必然的发展阶段，“旧村改造”是一个城市对其逐步吸纳，逐步融合的过程。

曾参与过编撰《中国百村调查从书·石牌村》的广东社科院黄绍汪副研究员说，社会上对城中村的态度是多种多样的，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归结起来，大致三种：一是认为城中村是城市文明的包袱，不仅有损城市形象，而且藏污纳垢，在治安、消防、卫生等问题上成了社会治理的难点。二是城中村是城市化中新移民的载体，低廉的房租吸引着众多在广州的外来务工人员，“城中村”是在广州务工人员以及“蚁族”“蜗居”一群人的主要集居地。三是认为城中村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大多数人因知识结构生存惯性的原因，一时难找到新工作，城中村的出租屋，成为解决失地农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经济来源，这也是让城中村现实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对城中村的态度尽管褒贬不一，但从总体看来，负面声音还是多一些。这样的不平衡，也让“城中村”的去留之路显得扑朔迷离。

2014年，广州公布了一份城中村三年改造计划，从2014年到2016年，三年内，广州计划投资100亿元，改造城中村。从2009年《意见》中“拆除”观念到如今的“改造”思路，经过五年的摸索，广州发展了一条适合自己城市特点的城中村治理之路。

“任学锋书记真的来过我们街的，他会到茶馆里坐坐，听村民都在聊些什么，他也会在城中村里转转，看看治安和卫生。”石牌村村民池荣校告诉记者。

天河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街道干部说：“暴风骤雨似的工作方式，不适应现在的城中村综合治理方式了，想通过大拆大建，快速实现城市化进程，会让大多数村民难以接受。现在多在如何实现‘干净、整洁、平安、有序’上动脑子，考验的是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走的是城中村治理现代化的探索之路。”

从广州中山大道西拐入棠东东路，改造转型后的“天河?远洋新三板企业孵化培育基地”让人眼前一亮。这个位于棠东城中村的“互联网+”创业基地，给棠东这个城中村带了新鲜与活力。由区里帮助引进的中国远洋控股集团，吸引了大批创新能力强的高科技企业进驻，为棠下以小作坊、小店铺为主的产业带来结构性调整，创新和创业型白领纷纷入住周边，带动物业租金水平提高了近30%。

“由于棠东村进行了光网城市化整治，为入驻创新高科技企业提供了网络平台的配套服务。实现了‘当年改造、当年招商、当年见效’。城中村村民不用走出村，也可以与世界互联网碰触，与世界做生意了。”有人感慨地说。（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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