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华商报记者在北京见到了施兵。他中等偏上的个子,肤色白净,鼻梁上架个大框眼镜,提了满满一袋子英语教科书。
见面后,施兵呼啦往床上把书摊开,一股脑地指出书中存在的问题,他时而站起来说,“这本书最粗制滥造”,时而跪在地上,用笔狠狠地戳书中的错误,并愤愤地骂几句。
施兵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2009年7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苏北人,性格耿直,对待学问专业精益求精,甚至是吹毛求疵。
施兵说,《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其实是一篇给政府的咨询报告。
既然号称教材质量是生命线,为何还会出错
华商报:你怎么想起来做这个“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
施兵:准确地说,这是我教学创新的一个成果。2009年我开始尝试教学创新,2010年探索“中国红色英语系列”,将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比如钓鱼岛的历史和现状、反分裂国家法等,引入大学英语教学。
2011-2012年,我搞了个“课堂教学跟着搜狐新浪同步滚动”,将最新资讯引入大学英语教学,《新京报》曾以“大学老师将新闻热点带进课堂带螃蟹为学生提神”为题报道,学生也很欢迎。
2013年我搞“社会常识和人生规劝”创新系列,将大学生身边的事与大学生相关的公共事件以及我的生活经历,引入大学英语教学,也很受欢迎。
2014-2015年我搞“大学英语教材质量分析报告”,今年5月已将此报告提交教育部和中纪委。
华商报:这份调研报告的源动力是什么?为何要实名举报?
施兵:为了尽早揭露触目惊心的英语教材内幕以及行业现状吧。教育部一直强调教材质量是教学生命线,既然号称生命线,为何还会出错。
不仅传统大学英语教科书(含教辅书)有问题,而且近几年快速兴起的旨在介绍弘扬优秀中国文化的新型大学英语教科书也有问题。
实名举报,就是希望教育部看到此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以便于及时和我取得联系,我会提供整个调研过程。
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应该是体制问题
华商报:我注意到,你也举报了你们学校承接的示范教材的错误?有压力吗?
施兵:第一次给教育部的反映信,我本能地选择了隐瞒,毕竟是自己学院的领导、老师呀,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第二次反映,我如实写了我们学校教材的错误。
一个原因是,这套教材“上上下下评价都不低”,给我的纠错反映造成巨大压力。我们学校承接的教育部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西方文化读本》、《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这套教材已经“高大上”了。比如2014年4月,本校召集北京22所高校举办课程研讨会,教育部大学英语教改联络办公室主任曹晓英代表教育部参会,对教材高度评价。
2014年下半年一次单位例会上,领导对大家说:上级领导对教材高度评价,奖励5万元。2015年5月,该套教材主编訾缨获得教育部宝钢优秀教师奖、北京林业大学教书育人标兵,而訾缨其人正是北京林业大学大学英语部主任。
第二个原因,在单位面临的现实压力让我心有余悸。领导一次当面说,两次托人传话:我的聘期2014年已到期,现处于延期续聘状态,其余的话没说,让我自己想。还有不少人善意给我提醒,“你好我好大家好,何必较真得罪人?”但我是个教书的,总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
其实早在2012年,我们学校组织人编写《广东成人高教英语水平考试模拟试题》(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就已经出现教师基本功欠佳、做事粗糙不细致的问题,这些也是当前教材编著的全行业共性问题,2013年7月,我发现针对该书的网络举报后立即向本单位汇报,要求引以为戒。
但遗憾的是,一年后的2014年,学校承接教育部教学改革示范点项目——《西方文化读本》、《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中国当代社会与文化》,上述问题还是出现了。这时候我就想,这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应该是个体制问题。
不合格教材,不亚于假冒伪劣产品
华商报:两次实名给教育部乃至中纪委写反映信,是做了怎么样的思想斗争?
施兵:是呀,内心斗争得很痛苦,很矛盾,我是一个老师,要讲师德,崇尚知识,尊重学生。
但大学英语教科书出错甚至大面积出错,某些大学的教科书,如果严格按照图书差错率的规定,就是不合格产品,本不该进入课堂。
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本应是教师分内之事,然而不少学校用的教材都是自己的领导编的书,很多时候教师发现了,出于种种顾虑也不会提或者不好提。以错教人,性质比编书乱造还要严重,误人子弟,有违师德。
据我了解,不敢得罪领导、害怕让领导没面子而选择对学生刻意隐瞒的情况很多,因此必须反映给教育部乃至中纪委,加大监督力度,查处违规违纪者。
这份教材质量分析报告,真的是对事不对人
华商报:你既要给学生上课,又要做质量分析报告,时间怎么分配的?
施兵:这两年我一共检索了近100本各级各类英语教辅书籍,校订教材36本,正式列入质量分析报告共26本教辅,另外10本由于是一般院校编写未涉列。
大体预估,我看完一本书大约花60小时,在单位每天除去上班,剩下时间都是看书,假期在家起早贪黑也在看书。
妈妈对我颇有微词:“你每天看书看书看书,就是个看书,花那么多钱买书,你又当不了校长,何必呢?”
家人、同事都不理解,但学生非常喜欢,他们给我力量,我必须严谨,对学生负责。
这份教材质量分析报告,真的是对事不对人,提及国内众多高校和教师,对此我表示歉意,但我并非针对他们个人,许多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因此希望各位老师能够理解,我再次表示深深地歉意。
华商报:你这么执着地去做,有没有想到后果,会不会被学校解聘或辞退?
施兵:类似报告到目前为止没人做过。做这个事情,不可避免地要得罪一大批人,而且许多是行业内前辈学人,甚至是教育部大学英语指导委员会的专家成员。然而,目前现状触目惊心,政府主管部门又不知情,所以必须要做这个事,对得起广大学生,对得起专业。
作为大学英语教师,我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我的讲台下的220个学生,而是全国大学生。即使为此被辞退,我也认为值了。
我建议,教育部立即开展有针对性的师资职业培训、加大监管力度,成立全国教材抽检复查办公室之类的机构;对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推荐教材、教育部教学改革示范教材,更应从严要求,以维护教育部的声誉;出版社也应提高审订人员的英语水平,协助高校严把质量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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