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基本是建立在国民的高储蓄率上,没有超过50%的国民高储蓄率,我国的国民经济不可能实现连年高速增长。
总体上看,欧美国家的储蓄率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公布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2009年我国居民储蓄余额已经突破了18万亿元,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 。
这就带来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人民币对内连年贬值,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民储蓄率连年走高,高居世界第一 。既然银行存款不保值,为什么大家还把钱存到银行?
按照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利率和国民储蓄率成正比,利率越高,储蓄率越高,利率越低,储蓄率越低。但在中国经济体中,这个普遍的规律似乎并不起作用,利率高低水平对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并不产生明显的影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来说,他们很难解释,在负利率的条件下,为什么中国还会有那么高的居民储蓄率。难道中国的储蓄者都把储蓄当成是一种爱国行为?因此,不少经济学者将中国的高储蓄率当成经济学的一个谜。
中国的高储蓄之谜,说是“谜”,其实也没有那么神秘。越穷越往银行存款,这是为什么?
在学术理论界的多种观点中,比较贴近实际情况的一种解释是,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由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引起,这一解释主要基于所谓的预防性储蓄理论。
预防性储蓄理论
预防性储蓄理论是西方经济学在上世纪80年代后,在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实证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人们工作期间的储蓄是为了在退休后给自己提供经济保障,因此,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可能会影响人们的储蓄和消费行为。
所谓预防性储蓄是指,由于未来收入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家庭需要增加储蓄来预防未来可能的开支。这一点对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由于中国社会在养老、医疗、教育、失业救助等方面,还没有建立完备的社会福利体系,中低收入阶层不得不用增加储蓄的办法来预防未来的意外开支。另外,由于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消费信贷刚刚起步,中低收入阶层需要通过加大储蓄来实现买车和买房等需求。
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善与否,对人们的预防性储蓄起关键的作用。
国际研究:社会福利越好,个人储蓄越少
美国肯萨斯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古鲁波和耶鲁委兹(Gruber,Yelowitz,1999)在研究社会公共福利和私人储蓄的关系时发现,美国在1984年~1993年间,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在对中低收入阶层医疗补助开支方面的增加,使得美国低收入人群的储蓄率下降了17.7%,同时消费增加了5.2% 。这说明美国社会福利支出的增加影响着中低收入家庭的储蓄倾向。
美国学者恩根和古鲁波(Engen,Gruber,1995)在研究分析失业保险与预防性储蓄关系时发现,美国失业保险每增加10%,美国家庭的金融资产会相应减少1.4%—5.6% 。也就是说,当人们对失业造成收入下降的担心降低时,大家会增加消费和减少存款。
美国福利经济学者戴蒙和豪斯曼(Diamond,Hausman,1984)在此方面的研究更进了一步。他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实证统计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福利保障每投入一美元,美国个人储蓄相应就减少45美分 。这个实证研究间接解释了为什么西方人的个人储蓄率低,工薪阶层为什么差不多都是月光族。
在亚洲方面,台湾学者周金滩(Chou & Huang,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台湾省的全民健康保险的实施使岛内居民的预防性储蓄下降了8.6%-13.7% 。同时,世界银行的Wagstaff和荷兰VU大学的Pradhan(2005)发现,越南的医疗保险将使家庭消费显著增加,其中非食品类的消费最为显著。这从反面证明了社会福利对个人储蓄倾向的影响是直接的。
中国国内学者的研究
在中国方面,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拥有社会保障的家庭在所有消费中都普遍高于没有社会保障的家庭。其中,养老保障的影响更为明显。有养老保障家庭的年均消费达到了5.8万元,而没有养老保险的家庭年均消费仅为3.3万元。在分项消费中,教育消费的差距比总消费更大,有养老保障家庭的教育消费为0.8万元,而没有养老保障家庭的教育消费仅为0.4万元 。
于泳(2009)在对我国1980年-200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时,发现我国社会保障开支每增加1%,人均居民消费就增加1199元,说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北京大学刘国恩教授的研究小组,在分析2007年和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入户的调查数据基础上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家庭总消费比没有参加的家庭增加约10.2%。换句话说,以农村居民、城镇就业居民、城镇未就业居民的人口比例进行折算,政府在基本医疗保险上每投入1元,将至少带动3元的消费增量。因此,刘国恩研究小组的看法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扩大内需之道,也是经济增长之途 。
作者:范棣博士,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智库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亚联资本创始合伙人、银票网董事长。本文摘自范棣博士的新书《少数派的财富报告》,本文也发表于范棣博士的微信公众号“财经这点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