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毅，作家，德国工学博士，1952年10月出生。北京“老三届”初中生，“文革”期间曾两次赴山西榆次插队。他曾历时两年遍访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将口述材料整理成《生命中的兵团》一书，2015年9月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节选，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哪里的知青最能打？

男知青刚到兵团时的打架现象，曾是令老北大荒人目瞪口呆的一道风景。

我接触过的大多数兵团老职工都证实了知青打架现象的存在。在我采访过的团长中，只有26团团长说在他的部队里没有怎么发生过知青打架事件。但26团是直属兵团的步兵值班团，完全按照部队标准招收和管理兵员，它的情况属于特例。没人统计过在兵团一共发生过多少次此类事件，但打架现象一度在兵团大面积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在采访中只要提出“哪个城市来的知青最能打架”这个问题，人们几乎众口一词：哈尔滨知青。有人按照兵团知青的来源地，就诉诸武力的意愿强度做了一个排序：黑龙江的力拔头筹，天津的紧随其后，上海的位居第三，北京的排名第四。浙江来的人虽少，在兵团的分布面不够广，但也不乏好斗人士。

兵团知青的打架现象有一个规律，岁数越小的知青打架越多。“老高三”的人（本该在1966年高中毕业者）最少参与斗殴，而“小六九”（1966年读小学6年级者）打架的热情最高，最容易感情用事。在这两批人的中间，是最具斗殴实力的“老初中”知青。这批人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中较多地接受了“拳脚闹革命”风气的浸染，其阅历、学识和成熟度在“老高中”之下，在“小六九”之上，下乡时又正值身体刚刚长成之年，男性荷尔蒙对情绪和行为的支配力最为强劲，因而很容易成为知青斗殴时的中坚力量。

所谓“不打不成交”，既反映了各地知青之间，也反映了知青和军人之间的关系变化。

知青告别亲人到达兵团

京哈知青的“生死决斗”

我的朋友老贺有一个很阳光的名字——贺朝阳。他的父母是1930年代入党的中共知识型干部，他从小生活在一群干部子弟中，一身傲骨，在兵团对一般军人领导全无仰视之心，做事我行我素，不算捣蛋，但也绝不是省油灯。他读书多，急智好，遇上什么事，眼睛骨碌一转就来了坏主意，加上天性幽默，满口笑料，到兵团连队后很快就成了北京知青打架的“黑军师”级人物。但“军师”有时也要上阵作战，由此就出了一段被他称为“三刀战法”的故事：

“别看我这人表面嘻嘻哈哈的，骨子里倍儿硬，对谁都不服，我在兵团就没遇着过让我服的人。高干我见得多了，团长、师长那点儿资历可别拿出来吓唬我。我看的书不少，指导员要做我的思想工作，咱们各背一段《反杜林论》比比再说？但我对哥们儿不牛，大家都是下乡的，做事得互相帮衬，谁欺负北京的我不答应。我们连的知青打架分两种人：强者靠强力，智者靠智力。我是‘智力型’的。

“我在1968年7月13日下乡，分到兵团2师8团2营15连。刚到北大荒时，连队里的知青按城市分派系，有派系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就要分高低，一帮孩子怎么分高低呀？得靠脑子！靠蛮力打架是土鳖，愧对‘知识青年’这个称号。

“我们连的北京知青有30多人，哈尔滨的知青也是30多人，这两拨人矛盾最深。我们嫌哈尔滨的野，哈尔滨的嫌北京的牛，双方经常会吵架动手。我在北京知青里面是个出主意的头头，当时讲话就是闹事的‘坏头头’。

“有一天这两拨人在食堂里又吵了起来，很快争吵就转成了对骂，眼瞅着就要动手。我一看苗头不对，决定站出来解决问题。咱是书香门第，和他们死拼岂不失了风度？对爱使蛮力下狠手的主儿，只能智取，不能力擒。我决定采用心理战术打败对方。

“哈尔滨知青里面有个叫‘小米子’的最狠，是他们那拨人的头儿。我见他要动手打人，就从食堂的一张长桌子前站了起来。我说：‘孙子，你不是狠吗？去！上厨房拿两把刀来，不要切菜的啊，就找砍肉骨头的！’

　　“我话音刚落，小米子转身腾腾腾地奔了后厨，回来时手上真的拎了两把剔骨刀。他把刀哐当往长桌上一扔，问我怎么玩。我早就想好了，宁可被打死，不能被吓死，一次认怂，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我说：‘孙子，咱俩一人一把刀，也别他妈乱砍，你小子也够不上挨千刀，咱们就隔着这桌子互砍三刀。第一刀我让你砍。你要是砍不死我，第二刀我砍你。如果我没砍死你，我挨你丫的第三刀。怎么样，一点不欺负你吧？’

兵团2师8团2营贺朝阳

“连里各地知青平时日子过得无聊，一般都是看热闹不怕事大，可这会儿全都傻了，这哪叫打架啊，这不是要玩命吗？而且明摆着是我送死。我的对手都是一根直肠子通屁眼儿的痛快汉子，谁会琢磨北京这‘黑军师’用的是心理战术啊！我料定这帮小子就是争强好胜想拔个创，压根就没有杀人的念头和胆量。我这一招‘三刀战法’把小米子给逼到悬崖边上了。其实他但凡有点脑子，只要否定了我提出的决斗模式，上来抡拳直接开打就是了。但他二话不说直接钻了我的套，就在他去后厨取刀的那一刻，他其实已经输定了。我这一手叫欲擒故纵，把砍人这道难题推给不敢砍人的对手，逼迫他在两难境地下不知所措，最后被我一棋将死。

“面对我划出的道道，小米子一下呆住了。他犹豫了一会儿后，抓起一把刀往后退了几步站住，眼睛狠狠地盯着我。我呢，还是挨着桌边站着，上身纹丝不动，小腿肚子偷偷筛糠。你说能不怕吗？要是这愣头青真不管不顾地照我脖子来一刀，我不就英年早逝了吗？从北京带来的好几本书还没读完呢。

“气氛凝固了，食堂里鸦雀无声。小米子呆站了几秒钟，突然一声大吼，抡着刀就照我扑了上来，我是寸步不退，眼睛一闭等着挨他的剔骨刀，就听‘通’的一声，刀砍在了桌子上，刀把儿震得乱颤。然后这小子一转身，撒腿就跑。这回哈尔滨的小子们算栽了，不敢接招还不就是认输了？北京知青们一阵欢呼。

“北京的虽然赢了，但也把我吓坏了，在等待小米子扑上来的那几秒钟里，我觉得时间特别长。但我心里有数。那会儿的知青虽然捣乱，但毕竟没有杀人之心。你只要摆出生死决斗的架势，一招就能制胜。当时食堂里不光是我们这两拨人，不少老职工都在一边儿看着呢。哈青栽了面，就憋着要堵我。

“不久后他们真在厕所里把我和另一个北京知青堵着了，我俩抱头鼠窜，分散突围，我挨了几下揍，另外那个哥们儿见了血。

“北京知青都急了，商量着要报复。有人提议撒出人去，到营部和团部叫北京的援军，那形势眼看着要发展成群体械斗了。在兵团一旦发生这样的事，通常是团里派一卡车武装连队的人来制止。真要把事情闹大了，我是主要责任人，肯定没有好果子吃。我劝大家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这次就算了吧。第二天干活时，我们发现哈青全体打蔫，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们一夜没睡成觉，通宵紧闭门窗，手持木棒等着北京知青发动进攻。我们睡了一夜，他们熬了一夜。

“时间长了以后，知青之间的城市派系之争就消除了，人是要交的，天天摸爬滚打地苦在一起，相互间又没有什么利害冲突，想不成朋友都难。刚开始是谁拳头硬谁厉害，到后来是谁学问多谁厉害。连指导员看出知青都有求知欲，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他让我给大家上历史知识课，我就从春秋战国讲起，解放后的历史大家都知道，我一概不讲，也不愿意讲。

“我读书的底子厚，白呼起来还喜欢带笑料，大家都爱听，哈尔滨的哥们儿们开始佩服北京知青的见识了，我们从拳脚相向变成了勾肩搭背，成哥们儿啦！后来我回家路过哈尔滨转车时，哈青接待我特热情，请我吃松花江最好的‘三花鱼’，我记得是鳊花、鳌花、吉花，不知道对不对。那时候哈尔滨的大街上还能看见老母猪乱跑。”

“来兵团就是想打仗”

和老贺相比，北京石景山地区来的知青大多属于另一种性格。他们多数是首钢工人的孩子，直爽刚烈，性情如火，打架的硬手不少。在石景山地区的一个茶室里，我认识了两个这样的北京知青，一个叫赵发训，一个叫付蕴海。

　　在北京的兵团知青聚会活动中，赵发训是个引人瞩目的人物。他的体育底子极好，在兵团知青自编自演的大型歌舞《北大荒知青之歌》中，六十多岁的他是舞蹈队里拿绝活儿的角色，不但会翻跟头，还能落地劈叉。他在一场知青扑火的戏里的那段独舞震惊全场，每次都能引起一片掌声。但很多观众在惊叹之余并不知道，老赵是个癌症患者，胃部已全部摘除，他能在体内戴着“吻合器”情况下表演摔叉的动作，让我感叹他生命活力和兵团情结的力量。

兵团4师35团赵发训

4师35团工业1连的付蕴海曾经和赵发训在一个值班连队待过，他把那段时间视为当兵的岁月，因为他们有枪有弹，纯军事化管理，执行的是国防任务，差的就是一副领章帽徽。老付生性好战，去兵团之前的最高理想是参军打仗。

　　他说：“我是石景山区五里屯中学的67届老初二学生，从小的梦想就是当兵。1968年春节征兵时，我体检都过了，武装部让我在家等通知，我美滋滋地等了一阵，干等没消息。我跑学校一问，原来别人军装都已经发了，没我的事儿！那叫一个丧气啊。我去学校的军训团去问，人家答复我说，你政审不合格，你叔叔是右派。

兵团4师35团值勤1连付蕴海

“我就有两个叔叔，一个在抗美援朝时没了，一个是铁道兵，哪里来的右派呀？心里特窝火，我这样的人不当兵谁当兵！于是我决定给林彪写信，地址写哪儿我不知道，但林彪大概在哪儿上班全国人民都有数，我就在信封上写“中南海林副主席收”，每天寄一封信出去，都是同样的内容——我要求参军报国！就是从来也收不到回信。有一天学校通知我去武装部，我去了一看傻了：我给林彪的那一摞子信一封不少都在武装部放着呢。人家说：‘你把信拿回去吧。’

“1968年6月13日，我们学校里有一帮同学去了兵团，他们写信回来跟我说：兵团好，发军大衣，归沈阳军区管，晚上出门看见的一片灯光就是苏联。这一番话对我太有吸引力了。我从小喜欢舞枪弄棒，军事技术一学就会。当兵不成，兵团不也带着个‘兵’字吗？去兵团也搞政审，但不像当兵那么严格，这回我叔叔的问题没有给我挡道。出发是在7月8日，我们先在学校集合，然后被汽车拉着去北京站。路过天安门时，汽车一边走我们一边宣誓，誓词是事先给印好的。

“1969年初，35团的军人到位了。有一次我遇见了16军来的团长邓克文，他问我为什么来兵团，我说就是想打仗。他说这个没问题，咱们这里以后有仗打。我被分到在虎林的35团工业1连，修路、架桥、排水……什么都干，干了不到一个月，又被派到兴凯湖附近修水库。在那里我终于参加了战斗，但不是和‘老毛子’打，是和哈尔滨知青。

“那次是35团的北京知青和36团的哈尔滨知青打架。最开始是双方有人发生了点小冲突，然后就约了架，各自都去招兵买马。当时我正在小卖部里买东西，有个北京知青找我说：‘你们连北京来的谁管事？’我说，‘干什么吧？’他说，‘明天咱们要和哈尔滨的打一架。’我和连里的北京哥们儿商量了一下，打就打呗。

“这是一次跨团作战，我们很重视，在开打之前做好了分工：4人一组，两人主打，两人负责保护外围。这就像战场打仗一样，有攻击的，也有打援的。36团的哈尔滨知青不像我们这么讲战术，一窝蜂冲上来就是群殴，不讲战术的人和讲战术的人对抗，免不了就要吃亏，那次约架的结果是：35 团北京队小胜。

“打完之后，我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咱们得一鼓作气把他们打怕了，省得以后再纠缠不休。收工的时候，我们先回一步，在操场上等着。等哈尔滨知青扛着铁锹回来时，我们扑上去又是一顿打。就我们这没完没了的劲头，真让哈尔滨的知青怵了。事后我们还特意进他们的帐篷转了转，明摆着是拔份儿，可他们谁都没有吱声。

“这件事后来被师里通报批评了，我以为以后打不起来了，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哈尔滨知青记仇，他们打群架不是我们的个儿，就截我们走单的人。有一次我在虎林就被他们截住了，我看大势不好，撒丫子就跑，算是没吃大亏。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引发的混战

6师61团在组建初期曾爆发了一场京哈知青之间的大战，3连北京知青郝洪建在43年后记述了那场被称为“1.6事件”的斗殴。他说，至今想起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仍“寸心如割”：

“事件发生在1969年1月6日傍晚，一个姓王的北京知青在3连食堂排队打饭，忽听背后有人哼唱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首歌在当时是黄色歌曲，而且来自黑龙江对面的那个和大家势不两立的苏联，让小王听了很反感，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前来组建61团2连的原29团的哈尔滨知青。他厉声说：‘嘿，唱什么呢？’对方答：‘关你屁事，别找不自在！’小王大怒，骂道：‘你丫敢在这儿撒野，不想活啦？’双方都怒不可遏，随即拉扯起来。我们几个在食堂买饭的北京知青见状冲了上去，不由分说就把对方围在中心一通拳打脚踢，那个哈尔滨知青被打得鼻青脸肿，左冲右突逃出大食堂，我们若无其事地继续买饭。

“突然食堂外响起一片呐喊声，几十条汉子挥舞着斧子棍子杀将过来，我们手无寸铁仓促应战，胳膊和后背不时被棍棒击中。我见势不妙，率领大家冲出了食堂。对方见我们逃离了包围圈，就把食堂的长凳全给砍了，所有的玻璃窗也都被砸碎，然后挥舞着棍斧四处寻找、追打北京知青。我们找来了棍子和铁锹应战，双方在一片旷野上开始群殴，刹那间斧棍闪动，铁锹飞舞。对方人多势众，渐占上风，我们且战且退，撤到树林里息兵罢战。

“对方没了对手，就冲进了我们宿舍区，见东西就砸，暖瓶、脸盆无一幸免，个别知青的箱子也被他们用斧子劈开了，男、女生宿舍的玻璃全部被砸碎，门也被砍烂，呼啸的北风霎时裹着冰碴吹进宿舍，女知青们惊恐万状拥挤成一团。她们把一位北京男知青藏在宿舍里，给他包上了头巾，蒙上花被，使他免遭一劫。

“事态还在继续扩大。哈尔滨知青把我们电话求援和驱车转移的一切可能性都封死了。连里的电话线全部被剪断，其中还包括一条军用线。油罐中的存油也被全部放掉，任何机动车辆都不能驱动了，3 连变成一座孤城。

“我们在树林中商讨应急之策。我建议，避其锐气，撤离连队，到25团搬兵反攻。大家苦无良策，只好如此。这就是61团历史上‘十三勇士败走三连，百里长征搬请救兵’的一段故事。

“夜幕无边，白雪皑皑，我们‘十三勇士’在突发的拼斗之后出走，既没有戴棉帽，也没有棉大衣，身上只有破棉袄，系着草绳束腰，凛冽的寒风吹得我们耳朵和脸颊生疼。我们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 40 多里路，走到 25 团老 13 队时已是后半夜了。

“老13队有许多北京兄弟，当我们和盘托出来意后，他们当下拍案而起，大喊‘弟兄们，杀回去！报仇雪恨！’拖拉机马上启动了，北京知青们手持棍棒，摩拳擦掌地挤满了一车厢。就在回马枪即将挥出之际，团里派来的干部拦下了这支复仇队伍。一场跨连队的群殴事件就这样被化解了。

“事后我们了解到，3连出事后，连领导无法打电话上报情况，只好派人连夜骑马赶到团部送信。团领导闻讯后当机立断，派出了两路人马，一路直奔3连，连夜给安装玻璃，修理门窗，解决善后；另一路沿公路寻找兵败3连的北京‘十三勇士’，阻止了事件的升级。事后，3连搞了一个月的停产整顿，然后把我们这些打架的人分散到了各个连队。”

（本文节选自朱维毅，《生命中的兵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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