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信

11月18日，九派新闻一名记者的辞职报告“意外”走红，其简洁封面除了必要内容如时间和抬头外，就一句：“我的胸太大，这里装不下”，可谓相当有逼格。

很快，这张照片就在媒体圈刷屏。

很多人预测，这张照片必火甚至段子都出来了：老板回复：再大也逃不过我的手掌心

但也有人预测，这张照片不会火，因为：不经意的内容，引起了共鸣才会火。为了火而炮制的，共鸣的群体不多，火不了！

无疑，有人怀疑这是九派新闻在炒作。

随后，一篇名为“告别武汉：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发表于11月18日署名为“彭玲玲”的文章被网友扒出。

也算是从侧面印证了辞职一事不假

附：告别武汉：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离开武汉仿佛是一瞬间的决定。我对同事说，明天就走。

许久没有这么痛快淋漓地活过。记得上次离职，来来回回纠结一个多月，当时家人朋友几乎没人支持，但我仍带着满腹理想，来到了武汉。

可是现在，支撑我的力量消失了。我厌倦了这里。

街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天好冷。同事给我饯行：吃饭、看电影。嘻哈一场、自嘲一场，生活又要重头开始。

深夜，回到依然简陋的房间，盘算着我能带走的物件：一床被子、一个音乐盒、两本书，以及瓶瓶罐罐的护肤品。3个多月了，我甚至没在这间房里备下一块抹布，或一个好用的拖把。

stage 1

记得刚来武汉，人生地不熟。我常把自己关在房间，任孤独啃噬。

新的工作，意味着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我面临诸多不适，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选择——来武汉，是对的还是错的?

彼时，我所在的媒体“长江新闻”，还处在最好的时光。它像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正沐浴着希望和激情。

同事们来自全国各地，且大部分是辞职而来，他们年轻、富有活力，正怀抱着梦想。

香就是其中一位，她高高瘦瘦，长发，单凤眼。第一天来就与我相识。她沿着长江日报大门的楼梯往下走，满脸忧郁。香说那边不放人，辞职手续也拖着不办，但她一定要来长江新闻，即使手续没办完。

她之前在海南的一家报社供职，可是报纸的效益早已江河日下。

我们沿着北湖正街找餐馆吃饭，然后逛夜市。琳琅满目的小商品、热闹的人流，梧桐树下的武汉之夜，被映照得异常欢腾。

stage 2

后来，我开始出差。去北京、横店等，采访演员、采访几位将军。

在家宅久了，我甚至害怕出行，害怕在人海里茫无头绪地找人。我不会自己买车票、认不清地铁路线，不会用手机定位。我只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因为爱写，朋友便喊我来，成为长江新闻一名特稿记者。

我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王朋朋。

什么都得学习。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有时候觉得无望，有时候又觉得兴奋。我得习惯着一个人行走。

在盛夏的北京街头，我背着背包，穿过大半个城市，去买书、去见采访对象;在横店，我和一大群陌生的演员成为朋友。我用最快的速度写稿，然后和领导探讨稿件的写法、修改方案。

每一天都是新鲜的，每一天都在进步。我开始喜欢这样的生活。

stage 3

变故始于改名。8月底的一天，我们的大领导突然说要宣布个消息：长江新闻将被注资一个亿，同事们一阵欢呼。

而另外一个消息让人黯然：长江新闻将改名为“九派新闻”。为什么要改一个这么丑的名字?公司几乎没有人喜欢这个Low逼名字，但还是改了。

我记得那时，工作群里发布了很多图片，行政部门为狮子座同事准备了大蛋糕，办公室还贴上了彩带，大家将蛋糕抹到脸上，互相逗乐。一切都很祥和、美好。

就像一出悲剧电影，总有欢乐场面作为衬托。

那会儿，我正住在7天酒店，为接下来的采访做着功课。我想，等我回去了，一定要结识每一位同事，和他们一起疯、一起笑。

stage 4

没有人预计到事情会越来越糟。

原计划9月8日上线的APP推迟上线。12日，公司空降了一名“董事长”，一名“CEO”。

15日晚，同事香在微信里问我，采编部门领导可能都辞职，你们部门不会受到影响吧?

那时我在北湖正街，刚采访完一个小商贩，街上人群拥挤，后面的人推搡着我，我几乎拿不稳手机。草草看了香的话，心不在焉地说，能有什么影响?

是啊，这么大一个公司，能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风暴还是来了。

这天，采编团队领导和新来的领导发生冲突，说了狠话、拍了桌子。从同事口耳相传的言论中得知，分歧主要来自方向性的问题，采编团队坚持做原创新闻，新来的领导却坚持做所谓的“大数据”，抓取新闻(说白点就是转载新闻)。

两拨人一拍两散，我们采编团队的大领导撂挑子了。那两天，公司几乎陷于瘫痪。

香仍是满面愁容，说怎么办，刚刚辞完职，如果失业，怎么有脸回去?是啊，怎么办，我在一片反对声中来到武汉，怎么有脸回去?

部分同事在办公室失声哭了。

灰头土脸、狼狈无比，还不能向任何人说起。我依然像往常一样给家人打电话、和长沙的朋友聊天，装做什么事都未曾发生。可是有无数个问号淤在心里，怎么办?

这就像一场博弈，大领导以撂挑子相要挟仍不能有什么改观，最后被安置在长江日报集团另一家报社。而九派新闻被新来的领导接管。

stage5

接下来发生的事，如同一场凌迟。

首先是不准再做监督类报道，且压缩记者出差的比例。部分记者被安排在办公室做编辑，转载其他网站的新闻。9月23日，“九派新闻”APP正式上线，而公司内部，早已人心涣散。

10月，所有记者出差冻结。

平台上更新的报道，大部分是转载的新闻，偶尔几篇原创，也是10月前采来的报道，或是记者闭门造车，写出的综合稿。

如果不需要原创内容，我们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工作变得越来越糟。我们喝酒，红的，白的。喝完就倒在床上，笑，或者哭。

静说失业了她就回家种地，家里还好多玉米地。她25岁，来自山西，之前在一家报社工作。说完，她把头埋在深蓝色的被窝里，腿悬在床沿上，哭起来，哭得身体一抖一抖的。

她抱怨那个招她来的同事，明明这就是个火坑嘛。那个同事就坐在她旁边，把头埋在双臂间，默然无语。

我们还一起看电影，吃饭，打牌，出游。我们像是一群开心的倒霉蛋。可是年底了，去哪找工作好呢?始终有个痛点在。这是个悲剧，更是个笑话。

10月19日，公司制定出一份简易表格，让同事填“是”或“否”。九派新闻将从长报集团独立出去，搬去光谷的一个什么鬼地方，愿意跟九派的人填“是”，否则填“否”。

至于填“是”，未来待遇、做什么，以及填否意味着什么等问题，新任的领导并没有跟员工说明的意愿。

有同事起草了份“申请书”，请求公司领导能将公司产品及以后的工作性质加以明说，然后让大家签名。

还有同事请求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因为自公司变革以来，没有召开过一次大会，没有一个人见过总经理。

这些要求被不了了之。所有的人都觉得被坑了，却又找不到说理的地方。

武汉，一如他既往的那样自负，以为能掌控BBC的叙事方式就可以愚弄世界(Fooled theWorld);湖北，一如他既往的那样野蛮，以为夺取录音笔就能Hold住全场。

套用一句媒体同行的话说：

我们知道了他们在说谎，他们也知道自己是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

别人都已通过大桥安全过河，他们还在假装摸着石头过河。

stage6

武汉的天气已然进入深秋，冬天就在眼前了。所幸我已不是原来的我，这个我，已变得更为强大、独立、洒脱。

我不想再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并没有好的去处，但即使没有去处，我也不愿呆在这个地方。

11月12日，我背上行囊，坐上了离开武汉的高铁。我以为自己的心情应该是失落的、羞耻的、狼狈的。但其实我是轻松的、释然的。我再次结束了一段生活。

我甚至拒绝了领导给我介绍的工作。我不会再冒然地去选择一份工作。

在我心里，工作不是你能给多少工资或我能做多少事，不是你背后说我变态我背后说你无能。工作应是一种价值上的彼此认可。喜欢做的事，工资再低我也愿意，不喜欢的事，工资再高也无济于事。

我更加珍视我的自由与感受。

很感谢家人没有责怪我，也感谢朋友没有嘲笑我。让我即使站在人生的最低处，仍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去武汉是对的还是错的?时间终是给出了答案，我从来没后悔过自己的选择，经历一些磕碰，生命才会更加厚重。

关于未来，希望，仿佛又回到我的手中。我想先和朋友一起做个自媒体(酝酿中)，去呈现我们想呈现的人或事——虽然生活诸多磨难，但生命仍需背负小小的使命感。

期盼喜欢我的人能继续喜欢我，不喜欢我的人能慢慢尝试接受我。

（文/彭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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