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这个村主任不当，也要把儿子的婚礼搞起来。”陕西省城固县莲花街办杜家槽村村主任马某，为给独子办个像样的婚礼，向纪委报备酒席数量未获通过后，他辞去村主任职务。当地街办纪委书记介绍说，“我们也劝他把酒席往下压下，但他也好面子，说亲戚朋友多，压不下去，为了孩子的婚事，就算村主任不当，也要摆起来。”

为给独子大办婚宴，村主任不惜选择辞职。对于马某这一举动，我们到底该怎样理解？他到底是率性而为，还是任性妄为？一面是父亲，一面是村官；一面是父爱流淌，一面是铁律如山。在这种简略化的叙事套路下，所有的一切，似乎当真成了两难的困境！一个诡异的事实在于，人们总是呼吁建构一套刚性、平等的规则框架，却又很容易对规则之下“个体的牺牲”表现出极大同情。此般纠结、摇摆的情绪，在马某一事上再次获得应验。

需要厘清的现实是，若要维护规则的权威，便注定无法成全个体的全部意愿，更不用说是那些“不那么合理的意愿”。马某儿子大婚，竟准备大摆婚宴六七十桌——这一夸张的要求，显然是有悖常情、不合常理的。当然了，在彼时彼地的语境内，很多村民也对此表示了理解。然而，倘若置之于更大的范围内，以一种超脱、客观的视角审视，我们或许会有更为公允的评判吧。

不妨设想，如果公众最先知晓的不是马某辞职，而是马某“大摆宴席数十桌”，想必会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吧。这其实再次说明了，人们在内心深处，并不接受官员宴请大讲排场！只不过，所谓“为子辞职”的桥段略显煽情，才使得不少人在一时间立场游移。可是众所周知，这种原始的、朴素的情感冲动，终究不是理性思考所形成的成熟判断。它仅仅放大了个案细枝末节，却忽略了问题的真正本质。

马某一事只是极端特殊的个例，丝毫不具备代表性。要知道，并没有那么多的官员，对给儿子大摆婚宴充满着不惜一切的执念；也并没有那么多官员，如马某一般“做着企业”而可以不吝公职……宽泛地说，马某算是一名公职人员，但严格说来，他并不算是政府官员，恰是有鉴于其所受到的体制化规训、所怀有的仕途预期都相对有限，这一切都决定了，他行事倾向于更为主观和随意。

包括“八项规定”在内的一系列规则体系，本身也是为了促进对公职人员的筛选。认同规则者留下，不认同规则者离开，这是最基本的选人、用人标准。当公务员（广义上的）日益成为一个正常的职业，从业者进进出出的流动势必会日益频繁。对此，我们当有足够的准备。就此而言，马某也许更该被当作是一个平凡的辞职者，而不必被看成是堂而皇之的挑衅者。

的确，肩负公职，便肩负着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卸下公职，便卸下了从前的顾虑和约束。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们所要追求的，乃是让真正的志同道合者，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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