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龚丹韵

近期，两条关于“中产”的新闻刷爆网络。

一是有人撰文说，“上海中产家庭年收入70万不够用”。特大城市的中产者们连忙“借题发挥”，抒发生活不易，也有网友吐槽，“70万都不够算哪门子危机”。

二是关于中国究竟有多少中产人口。瑞信最新发布的“2015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中产阶层人口，达1.09亿，超越美国的9200万。报告发布后迅速引起舆论的口水战。马云认为，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已达3亿，也有国内的研究机构认为，至少有2亿。

或许，关于中产阶层，我们永远给不了各方认同的标准答案，但对中产的热议作为一个客观现象，确实值得关注和琢磨。

中产阶层

中产一直被描绘为社会的“稳定器”，一个中产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的结构。他们是宁愿在麦当劳门口排队一小时只为买一个汉堡，也不愿卷入纷争的群体；他们是一直被商家青睐，能够拉动内需，有消费激情的群体，但同时，他们从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咬紧牙关，兢兢业业，一步步往上爬，在体面的社会声望背后，隐藏着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有没有标准答案？

不知从何时起，“中产”忽然成为一个热门词。报道层出不穷，一会儿是“中国有中产阶层吗”，一会儿是“我们都被中产了”。它已经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用语，在含糊的语义下，逐渐演变为大众表达情绪的一种象征、一个特定标签和符号。

不同的人对“中产”充满不同的想象。商业文案会写，我们的目标消费者是“中产群体”；许多人会抱怨“我压根不算中产，还无法过上中产的生活”；　好端端一篇讲故事的文章，开头会这样形容“他来自一个中产家庭”……中产，成为名词、形容词、动词，广泛潜伏在日常的语文里，时不时就会跳出来，引爆话题。

然而，究竟怎样才算是“中产”呢？

“中产”概念是舶来品。早期，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概括了美国中产者的轮廓，并把这个概念推向世界。当时米尔斯认为，这批人主要依附于政府机关、大企业，专门从事行政管理与技术服务。然而，时代转换，让更多复杂因素填充进中产者的行列，美国的中产阶层也几经更迭。

在国内，这个外来概念相当模糊，大致可以与“中等收入群体”、“中间阶层”约等混用。划分标准同样几度变更，从未达成一致的看法。于是，这个指代不明的语汇反而在大众那里方兴未艾，眼花缭乱。

经济学家和官方统计经常把收入作为标准。比如，国家统计局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年家庭收入标准为6万元-50万元，并预测到2020年，城市中等收入家庭将占全部家庭收入的45%。

但是很多人会不高兴。那些勉强跨入中产门槛的人，自觉日子过得苦哈哈、紧巴巴，好像算不上体面的“中等收入群体”。其次，光算收入也让高学历的人心里不平衡。白领们会强调，消费习惯、文化方式、受教育程度、审美品位等等，这些“精神指标”应该也列入其中。

很多学者，选择从收入水平、职业、身份认同、社会声望、教育程度、消费水准等综合维度来界定这个人群。《福布斯》杂志公布过一个中产阶层标准：生活在城里；25岁到45岁之间；有大学学位；专业人士和企业家；年收入在1万美元到6万美元之间。但争议依然没完没了。

或许，关于中产阶层，我们永远给不了各方认同的标准答案。但对中产的热议作为一个客观现象，总归需要琢磨和解析。

体面的职业=中产？

菲菲是一名普通的公务员，月收入6000元以上。“算是中产，但处在一线城市的中下序列。”——这是她给自己的评价。

孩子不到3岁，朝九晚五的她，没有太多精力照顾，全靠家人帮忙。只有难得的双休日，菲菲可以陪伴孩子成长。但是每到双休日，她只想倒头睡到自然醒，好好休息，不思考，不烦恼，不做事。

今年，她的上司，作为公务员阶梯里的中层，毅然辞职去上海市的一所重点中学当老师。上司说，两者报酬差不多，但是老师显然性价比高很多，每年寒暑假有大块的休息时间，还有一个关键：这份工作和公务员一样，属于中产者的体面职业，转换过来损失不大。

但教师真的算中产吗？菲菲想起自己的好友，一位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毕业生。这位好友在一所普通中学当心理老师，外人听来都觉得不错。同学聚会时，大家自然给她贴上“中产”标签。一次偶然的机会，菲菲得知好友一个月净收入才3000元不到，在上海的日子并不好过，“她的生活，应该算不上中产吧？”

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给出了他的答案：“如果以收入为标准，低收入的白领、教师等等，确实不属于中产。他们也不会自认中产。”

但不知情的外人总以为，体面的职业就是中等收入的保证。人们很容易把“职业”作为判断一个人收入的第一标准。医生、律师、教师、白领，这些职业仿佛象征符号，让人联想到体面、高学历、社会精英等等，给人“至少也是中等收入”的错觉。

如果仔细区分，白领中的底层，月收入2000元。资历尚浅的律师、医生、教师，月收入未必超过3000元。而许多人议论中产时，却往往直接用“职业”影射“中等收入”，随后再制造“一个从事体面职业的人，结果连中产的生活都过不了”之类的窘迫话题，这本就不符合现实。

社会声望=中产？

陆阿姨已年近50岁，到了秋天，常常穿着一件朴素的酒红色针织衫，如果不脏，可以连续几天不换。此前，她是一名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裁缝。过去的几千个日日夜夜，她在家里踩着一台破旧的缝纫机，做点小活。在这个并不缺衣少物的城市里，陆阿姨的裁缝生意越来越不好做。起早贪黑，勤勤恳恳，每月的收入也就2000元。

放在过去，她绝不敢相信自己能算“中产”。

然而去年底，变化发生了。那是陆阿姨“翻身”的好日子：她拿到了家政劳动的相关合格证书，去月子中心当上了一名“月嫂”。

月子中心无比欢迎陆阿姨，年底的保姆市场出现“用工荒”，他们正愁找不到人。中心包吃包住，去掉七七八八的上交费用，陆阿姨每个月的净收入一下子超过1万元。虽然带孩子也辛苦，但与整日无休的针线活相比，还是好太多。

今年，陆阿姨把攒下的钱汇到老家，叮嘱乡下的亲戚造一幢新房子，要4层高，下有院子，上有阳台。“我现在回到老家，大概也算一名土豪了吧。”陆阿姨笑呵呵地说。

如果按照收入，现在她已能挤入“中产者”的行列。“月嫂这个职业，应该不算中产吧。”这句话，菲菲脱口而出。但说完，她又有点犹豫和愧疚，补充道：“我不是歧视啊，真的不是。只不过你想想，月嫂不需要高学历，有些老阿姨大字不识，虽然我很尊重她们的劳动，但我们很多东西都无法沟通好像不是一个群体。”

同样的收入，却是社会声望不同的两类人，究竟该怎么算？

这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矛盾。曾经的封建社会中，声望和地位起决定作用。高高在上的皇帝，势必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过得更有尊严。到了现代社会，一样东西异军突起，忽然破坏了这一切，它就是“市场”。

市场，是一个利益主体，它对“声望”一无所知，有时甚至恰恰相反。中国的供需市场，抬高了保姆的收入，但是它暂时无法抬高保姆的社会声望。于是，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才会有的矛盾，由此而来。

有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社会的分层如果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人们就永远不可能看到如今天这般，充分竞争和流动的市场繁荣。

还有人总结出这样的规律：每一次社会重大的技术进步、经济转型，都会影响到社会的分层。

所以，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分层序列一直处在变动中。收入和地位时有倒挂，是转型期的常态。中国还出现了大学生做月嫂、卖猪肉等新现象。相比之下，“中产白领过得还不如保姆”这类抱怨，无需大做文章。谁又能说，几十年以后，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声望一定比白领低呢？

高雅消费品位=中产？

午后的工作时光，在星巴克喝一杯咖啡；　晚上的闲暇时间，去看一场电影或话剧；双休日去健身房或打球；每年全家出国旅行，购买国外的诸多大牌，随后在朋友圈分享单反相机拍摄的美图，或写下优美抒情的旅行感悟……

这就是不少人心中的中产者生活：懂得买什么样的品牌，选择怎样的环境，欣赏什么样的文艺作品，知道健康的生活方式，吃素、健身、跑步，或上美容院……

保罗·福塞尔曾经说：“品牌有着图腾一样的魔力，能够为穿戴者带来荣誉。一旦穿上它，你就能把自己和成功联系起来，弥补了自身地位无足轻重的失落，并在那一刻成为人物。”他描写美国中产阶层去餐馆，根本不是冲着美食，而是冲着装潢艺术或管弦乐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产者，常常自我安慰：至少我有文化品位。

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有些甚至不愿与改革开放早期的个体业主相提并论，尽管后者的经济收入可能远超自己。品牌成为这一群体价值观和文化品位的综合反映，也给中产者带来自尊和优越。

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人们获得自我感受的重要依据。而向上流动，是人生的奋斗目标。

当代的中产阶层只是中国的第一代。言行举止，难免带有传统的旧痕，同时也增添了当代的新貌。

东华大学硕士毕业的小琪，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月收入超过1万元，丈夫目前经营一家小公司。她符合“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指标，也符合中产生活的文化指标。她认为，“中产，应该是能每周看一场电影、一次艺术展，做一次护肤，每天锻炼身体1小时，每年连续5天以上的全家出游3次……”此外，她还算上孩子每年上万元的教育经费、房子和车子的支出。

如果聊到中产这个话题，典型的中产者们，必定会把“文化生活和消费方式”，作为认同感的重要指标。毕竟，只有价值观相仿、生活方式相似的人，才会甘心承认大家属于同一群体。

但我们的情况更复杂一些。中产者中，有些仍然保持传统“省吃俭用”的消费观，无暇顾及文化品味。有些人尽管大学毕业，但文化审美依然薄弱。判断一个人是否具备中产文化，我们往往出于直觉，时不时会把学历和出身混淆进来。

而另一个问题是：当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们有了一定收入后，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文化生活是否也会跟着“中产化”呢？

在西方社会，这个现象很早就已出现。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中明明白白写道：“19世纪50年代，工人阶级逐渐富裕，他们是否会‘中产化’成为一个论题第一次被提出来。支持者认为，那些收入与中产阶层相当的蓝领工人，也会采纳中产的价值、观点和生活方式。”

现实果然如此。在今天的美国，“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被媒体和商业杂志一轮轮推波助澜，全社会都在学习中产的文化。渐渐地，这些蓝领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他们同样会去看电影，买品牌，享受生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目前由于城乡发展的差距，保姆、技术工人等，在收入水平上日益“中产化”，但文化仍有较大缺失，他们的教育背景，让他们很难快速习得文化。但是未来10年、20年后，年轻体力劳动者的“中产化”，包括文化和生活的“中产化”，相信也会在中国出现。

宽松的生活=中产？

对于“70万在上海不够用”，于海的评价是“矫情”。

很多中产者会这样晒账本：现在孩子养不起啊，在上海孩子的教育经费上万元，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平时免不了补课，或者上兴趣班。上海的房子买不起啊，一买就成房奴了，等等。最后得出结论，别看收入可以，其实手头没有余钱，所以不算中产。

然而于海是这样看的：“你在追求一种中产的生活方式，甚至更上一级的生活方式，由此造成手头变紧，怎么就不算中产了？去问问真正的经济困难的人，他们会计较在上海买房买车，给孩子上辅导班兴趣课吗？他们会计较一年出国旅游几次，上健身房几次吗？”

小琪刚毕业时，终于买得起自己上学时买不起的服装品牌，但她并未觉得高兴。大学里对生活的美好想象一一幻灭，以为自己读书好，工资会很高，可事实并非如此。于是她把主要心思放在更努力地干活上，曾有过三天三夜连续干活的记录。

同学聚会时，比较是难免的。10年过去了，可能只有三五个人自我感觉不错。

有一位同窗工作后整容，结婚又离婚，对事业、人生发展没有太多规划。也有同学渴望自由，开了小画廊。另有人做老师，画油画，教书法，成为自由职业者。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烦恼，少有人觉得知足和幸福。

小琪的危机感来自与亲人的对比。她惊讶地发现，学历低于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近两年收入比她翻出几倍。弟媳妇是大学本科毕业，第一份工作做外贸，起初英语一般，现在出国谈生意是家常便饭，十年坚持在一家公司工作，如今年收入80万元以上不成问题。另外两个做生意的弟弟，收入都破百万元。

“我的收入只有弟媳妇的三分之一。”小琪感慨。而现在，儿子已经10岁。她常常担忧，当儿子20岁时，自己已经40多岁，“怕我的能力应付不了他的未来。别说是中产了，一点流动资金的余地都没有。”

被问到自己是否属于中产时，小琪的第一反应是抗拒，她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不是。”

但是冷静下来分析，比如问：你觉得自己属于经济上很紧张的人吗？肯定不是。你觉得自己属于社会的中间序列吗？沉默半晌，终于点头承认。“舅舅曾经说：别人还羡慕你呢。工作稳定，儿子读书好，老公事业不差。你就知足吧，不要叽叽歪歪。我承认自己有点作，而我老公的忧患意识比我还强。”小琪说。

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崛起。于是有人热情称赞，他们与父母一辈不同，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年代，怀揣梦想，也有能力追求美好生活。今天的中国青年比过去更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却是，“没有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中产们同时充满焦虑。虽然表面过着高品位的生活，内心却并不愉悦。否认“中产”这件事，至少能让他们心里好受点，以此表达内心的不安。

中产者在扩大

还是在消失？

上世纪初，美国有意识地培育中产阶层。媒体一直嚷嚷着，中产要有汽车，有按揭的房子，能出去旅游，学会信用卡透支。这些都是曾经的劳工阶层做不到的。而今天，这些在美国都不再是问题。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情况则更加复杂。人们总觉得自己缺乏真正中产者的自由从容。对生活品质的高要求，是凝聚自我认同的标准。但唯独不认同的是自己的经济地位。

其实，无论国内外，中产都是辛苦奋斗的一族。勤奋、努力，无法任性与挥霍。一切未知的变动，都可能动摇现在的财富基础。中产者经不起波折。疾病、孩子、家庭破裂，都会打破走钢丝般的生活平衡。中国的中产者更是纠结于房产、教育、医疗和自身的养老。《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家庭》等类似的帖子，每每都会在网上引发热议。

比如，30岁的余先生是一名IT工程师，月收入近2万元。他说自己要求不高，只想买一间40平方米的小屋。但是在一线城市的地铁沿线，已经找不到每平方米一万元的房子。买房把中国的中产逼到左右为难。有人说，房价正在磨灭年轻人的创业野心、创新能力和进取心。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曾经认为，日本的中产阶层即将消逝。他设计调查问卷时，用几个问题来判断“你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吗”。问题一：房贷是否对你造成很大的生活压力？问题二：你敢不敢结婚或打不打算生儿育女？问题三：你对未来孩子的教育和生活费用担心吗？

翻阅各国对中产的研究，有一个共识是一致的：中产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概念。时代不同，对中产群体的理解和界定也会不同。

于海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不存在“中产阶层”。

那时候，收入分配不是由市场决定，工资所体现的劳动价值也是不真实的。工人阶级的工资几乎一样，无法区分。当时的社会还处在贫穷和均等化阶段。社会分层主要看社会地位、职业声望。比如说，工人社会地位较高。而工人中，国企工人地位比集体企业工人高。国企工人中，央企地位比地方企业高。一般而言，你所处的组织地位，就代表了你的社会分层。

改革开放以后，收入真实体现了劳动力成本。从那时候起，“中产”这群体才开始出现。

当时有个流行段子说中国和美国两位老太太买房。中国老太太存了一辈子钱，晚年终于叹气说可以买房子了。而美国老太太则是先借国家的钱住房享受，晚年时感叹着终于把买房的钱还完了。而现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中产者们，已经习惯了分期付款，按揭买房。消费观念也在变化。

世纪之交，社会学家陆学艺在其著作《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把中国社会分为十大阶层。他的分层，主要依据三个向度：经济指标、文化指标、政治指标。三者并列。其中，“私营企业主阶层”国外是没有的，属于中国国情。字里行间，他并未提及“中产阶层”，而是用“中间阶层”这个词语。

即便是陆老的“十大阶层”，今天也未必所有人赞同。甚至有人另辟蹊径，提出按“决定权”来分层：多大程度上，你能决定别人，还是别人决定你。最典型的是公务员体系，一个普通的基层公务员，大部分情况当然是别人决定他，但是如果他掌握着一定的审批职责，他或多或少又可以决定服务对象的命运。

无独有偶的是，最近英国社会学教授迈克·萨维奇出版的《21世纪的社会阶级》　一书说：“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这样的传统划分方式已经不再适用。当下，英国需要一个新的中间群体，来反映中产阶级的流动状况。

中产者究竟是在扩大还是在消失？至今无解。中产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至今为止，它在我们的脑海，更像一个有文化特指的形容。

社会分层的意义何在？

时至今日，出身农村还是城市，仍然是中国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于海举例说，高校自主招生，特别在乎学生的综合素质，实际上就是以“城市文化”作为标准。城市家庭，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源，可以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当观察到自主招生已造成社会流动途径变少，现在自主招生开始提出，必须给农村的孩子保留一定比例。这就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作用，它能为改善社会出谋划策。

而更重要的一点，分类本就是人们自我判断重要性的一个依据。每个人都会去思考、去比较：自己究竟身处社会的哪个序列。比如农民工，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心心念念，盼望孩子能向上流动。当他们看到教育能改变命运，就会倾其所有，让孩子考大学。但如果教育达不到预期目标，他们也会得出“读书无用”的结论。他们在乎的是教育本身吗？往往不是，教育只是一种手段，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身处的序列。

社会分层，是人们获得自我感受的重要依据。而向上流动，是人生的奋斗目标。

于海认为，最近几年，相关“中产”的议论频频出现，说明它确实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中国GDP的增长，让越来越多的人有可能步入一个更富裕的阶层，制造梦想与渴望。而“中产”，无疑是被大多数人所期待的。向往中产者的生活，向往中产者的体面，期望成为品位的引导者。

对中国来说，它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一切来得太快，一切走得太快。当代的中产阶层只是中国的第一代。言行举止，难免带有传统的旧痕，同时也增添了当代的新貌。

中产一直被描绘为社会的“稳定器”，一个中产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是最稳定的结构。他们是宁愿在麦当劳门口排队一小时只为买一个汉堡，也不愿卷入纷争的群体；他们是一直被商家青睐，能够拉动内需，有消费激情的群体，但同时，他们从事的工作不指望暴富，咬紧牙关，兢兢业业，一步步往上爬，在体面的社会声望背后，隐藏着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这样论述社会的中间群体是什么样：“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既不对别人抱有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

希望无所忧惧，是未来社会最大多数人群的生活写照。

材料参考:吉登斯《社会学》,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郝洪乐《理解中国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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