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舱门迟迟不能打开、“谁来将我抬上急救车”等疑问被一名病患以生命为代价逐一体验而成为问题时，生命意识在某些领域到底匮乏到了何种程度，值得拷问。

“幸好我还活着，我才可以告诉你们，我遭遇了什么。”近日，一篇名为《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你们说》的文章刷屏网络，微博名为“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的乘客张先生自称，11月9日乘坐南航CZ6101航班时突发肠梗阻，飞机降落时他已疼痛到浑身汗水湿透，急救车正在等候，但大约50分钟后飞机舱门才打开，随即地面急救人员和机组人员又为谁将他抬下飞机争执，最终几经辗转才被成功救治。

在患者与急救车之间，隔着一道整整50分钟才打开的舱门。“谁来为我打开生命之门？”这让人关注。对此，涉事航空公司方面回应，舱门开启延误是因飞机刹车系统故障需待拖车拖行。但这仍令人不解。即使发生故障，也不代表舱门打不开。更重要的是，正像一些空管资深从业者所说的，“开舱门按规定一定要到停机位，给指示才可以开门，但如果有特殊情况机长有权下开门指令。”那么航班与机场事前是如何沟通的？机场方面是否予以有效应对？但无论如何，事情已然明显，那隔在病痛与得救之间的，是一种未肯履责的门。

“谁来将我抬上急救车”是另一个令人心寒的问题。当舱门总算打开，又发生救护人员与空乘为“谁来抬病患僵持不下”的一幕。当患者自行“半蹲半爬下梯子”和“爬上救护车”时，居然无人扶他一把。这一“爬”字，让人不忍直视。这样的情形是不是似曾相识？这个在众目睽睽下的艰难爬行者，是不是像极了那曾经倒在大街上无人上前搭一把手的老人？就倒地老人而言，旁人终究是“路人”，但那些环立于张先生身边的，没一个是不负有责任者。机组人员对乘客伸手搀扶，医护人员对病患救死扶伤，至少都是责任所系。

每一个细节与拖延，都攸关生命。然而，让人心寒的远不止此。“谁来陪护我就医？”“谁来将我尽快送到医院？”“谁来为我第一时间诊治？”……当所有这些疑问被一名病患以生命为代价逐一体验而成为问题之时，我们只想知道在某些行业，在这样一个社会，生命意识及公共资源供给的意识到底匮乏到了何种程度。动用一切资源，极尽一切手段，本来是生命救援的题中之义。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不论是空乘还是医护，航空公司还是医疗机构，这些本该为消费者提供基本服务的专业机构，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对生命的推诿塞责。就像网友感叹的那样，“这个世界真的还会好吗？”

昨日，南航方面作出了回应，并表示“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完善相应工作流程”，首都机场急救中心也道了歉。这也正是当事人张先生所要求的，“我诉求两个：1，理清急救流程，不能让下个人再遇到我的遭遇。2，我放弃赔偿补偿，但我要搞清楚，我的病情被耽误，该不该有赔偿和补偿。”张先生表示，这是为所有人问的。

为所有人问，亦是为所有人痛。也正是以所有人的名义，我们希望所有涉事的有关方面，有必要的追责，有真正的反思，有有效的应对。或许当包括航空公司在内的市场服务主体及公共机构，现有应急保障资源都能为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命而动用，个体生命尊严才不会在濒危时刻倒地不起。（杨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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