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门追凶的时候，李桂英在家带孙子，洗洗涮涮做些家务。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摄

对话人物

李桂英，女，59岁，河南项城人，十七年前，李桂英的丈夫齐元德被同村的齐金山等5人伤害致死，5名嫌疑人销声匿迹。李桂英从此踏上追凶的道路，十七年来，她辗转十几个省市，根据李桂英提供的线索，5名嫌疑人已经有4人归案。

对话动机

11月23日，李桂英接到项城市公安局通报，该局已成立专案组，对在逃的齐阔军进行追捕。但李桂英说，她还是高兴不起来，因为她心里有个感情账的账本，十多年里，她欠孩子，欠亲戚朋友太多。她说不能原谅那些为凶手提供便利的人，一定要追究责任。

我心里有个账本

新京报：你十七年追凶的事情引起了很大关注，现在案件有进展吗？

李桂英：昨天项城市公安局派人来了，说公安局已经成立了专案组，全力追捕在逃的齐阔军。我们希望齐阔军能够尽快被抓捕归案。

新京报：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李桂英：我不知道咋说，假如不是媒体关注，他们会这么快行动吗？那么多年，我往公安局跑了多少趟，我都记不清了，不一直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吗？想想这么多年的经历，我高兴不起来，我没法说满意。

新京报：在追凶路上，你走了十几个省市，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李桂英：2000年，我去北京找齐海营，当时在那里呆了一个月，不舍得住宾馆，就在一户人家的平房屋檐下住，那家人让我住了一个月，没有赶我走，那时候我带了泡面，每天吃泡面，那家人还给我提供开水。还有一次去云南昆明，在一个郊区农村，一个老人家让我住她家里，对我像闺女一样。还有去新疆乌鲁木齐，一户人家管我吃住一个礼拜，临走的时候，他们知道我有五个孩子，还送给我一大袋的衣服，我们家孩子穿了两年。路上遇到的好人这辈子也忘不了。

新京报：你都是一个人出去吗？

李桂英：和别的男人出去，怕说闲话，有时候会带二儿子出去，他个子高，有灵气。有一次去北京，感觉一定能抓到齐海营了，我就带老二给我壮胆。他那时候才十三岁，还是个孩子。

新京报：这么多年，你为追凶花了多少钱统计过吗？

李桂英：钱不是重要的，钱花了可以再挣啊，但是我心里的账本不是钱的账本，是感情的账本，因为追凶，我的几个孩子跟着我受了不少苦，我的亲戚朋友帮了我多少忙，这个感情账对我来说是最重的。

放不下几个孩子，更放不下他们的爸

新京报：你的几个孩子很争气。

李桂英：五个孩子，四个考上了大学本科，三个孩子还考上了国家单位，他们很争气，也是我的骄傲，但是作为母亲，我觉得欠他们的啊。他们几个读大学的时候，每个人每个月只有一百块钱的生活费，一百块钱只够每天吃一碗面条。特别是我家老二，为啥没上大学，因为没条件。他的哥哥弟弟妹妹都要去上学，我追凶也需要钱，所以要留下一个人挣钱啊，我就劝他不要去上学了，留在家里帮我挣钱。我认为他聪明，个子长得高，可以担当起一个家了。

新京报：孩子们怪过你吗？

李桂英：他们小时候也会觉得委屈，当时我把家里做钉子的机器交给老二管，让他做钉子，我就去新疆找几个仇人了。我是冬天回来的，一进院子，就看到老二站在机器前，正在往机器上擦油，满手满身的油腻，两双小手长满了冻疮。老二看到我就哇哇大哭，对我喊，妈啊，我也不做钉子了，我也要去上学。

新京报：那么苦，为什么还要坚持去追凶呢？

李桂英：放不下几个孩子，更放不下他们的爸，好好一个人没了，凶手也跑了，没人管，觉得孩子他爸爸冤。

新京报：为了孩子，你没有想过放弃？

李桂英：没有，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到处跑着找凶手，他们也习惯了，长大以后，他们更理解我，比如老大和其他几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二在家帮我挣钱，老大工作之后，就支持老二去学习技术，现在老二也在考学历。他们从来没有埋怨过我。

新京报：一直在想着丈夫的好？

李桂英：忘不了。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他帮一个窑厂拉土，晚上快十一点了才回家，浑身脏兮兮的沾满泥沙，一见我就递给我一叠钱，说他一天拉了十六车的土，这是今天工钱，你收着。我心疼，就让他把钱留下买件衣服，但他还是把钱硬塞给我了。他对我很信任。

新京报：丈夫去世以后，你的生活改变很大。

李桂英：最大的改变是没有人关心你了，遇到难处，遇到啥事儿连有个人商量都没有。2000年除夕，我去二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子要钉子钱，当天下了大雪。我钱也没要到，回到村子已经是晚上十点了，当时雪太大，没法骑自行车，我是推着自行车回来的，路上走了四个小时，脚上的棉靴湿透了。走到村口，我都累得走不动了，我就想啊，假如孩子他爸在，肯定来接我了。想到这个，我站到村口哭，到了家里，也不敢让孩子看到，就在被窝里蒙着头哭。

新京报：从来没有想过找个人分担压力吗？

李桂英：几年前，我大儿子给我提过，给我找个伴，但我拒绝了，为一个人坚持了这么多年，最难的日子都过去了，现在也没那必要了。要对得起死去的丈夫。

为凶手提供便利的人比凶手更可恶

新京报：现在，5个嫌疑人已经有4人归案，他们被抓捕以后，你和他们有接触吗？

李桂英：在法庭上见过，审判齐金山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在，在法庭上，齐金山显得很厉害，他骂我们，说出来后要杀了我。还骂了自己的辩护律师，一点悔意也没有。

新京报：他被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了死缓。

李桂英：我不满意这个结果，他逃了这么多年，并且一点悔意也没有，他们的家人也从来没有给我们道歉。虽然说现在司法环境变了，少杀慎杀，但他认罪态度很差。

新京报：假如齐金山认罪态度好，你的态度也会改变？

李桂英：我最近看了个新闻，一个年轻人杀了人，出狱以后骑行几万里赎罪，假如他（齐金山）也做到那个年轻人的一半，我们一家心里也许会好受一点。

新京报：你说过还要追究其他人的责任，比如当年帮齐海营修改身份信息的人，现在公安部门回复你了吗？

李桂英：现在还没有回复，不能就这么算了，谁做的事情谁承担后果，假如警方不去调查，我们也会自己调查。有时候我就觉得，那些为凶手提供便利的人比凶手更可恶。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这背后是一条人命，是一个家庭。假如有些人为嫌疑人提供了方便，嫌疑人给了多少好处，我加十倍给你，把我丈夫还给我好吗？

新京报：公安部门回复说有些事情是因为疏忽造成的。

李桂英：就算是疏忽，就可以被原谅了吗，就可以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吗？他们疏忽了，我们的案子就一直拖下去？我的丈夫是由我来追凶，假如被害的人是一个孤儿，怎么办？不了了之吗？

新京报：还有人说，耗费这么多精力在追凶上，不如安心好好生活。

李桂英：有时候怨恨就像滚雪球，开始我就想着替丈夫伸冤，恨的是那几个凶手，后来去司法部门，跑了很多次，不解决问题，态度冷漠，他们有没有想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个失去丈夫的女人，是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我就开始对一些部门不满意。再想想那几个凶手逍遥法外，我心里就更难受了。在追凶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人一些事，让我更加怨恨。我就在心里发誓，一定要把凶手找到，追究一些人的责任。

新京报记者 安钟汝 张维 河南、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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